对话卓纳画廊香港空间总监许宇：是时候在这里建立起一个真正完备的市场
艺术经纪人许宇。图片： 致谢卓纳画廊
上周，卓纳画廊宣布艺术经纪人许宇将加入画廊在香港即将开幕的新空间任总监一职。这个对于西方艺术世界而言相对有些陌生的名字，在中国的艺术圈中应该算早已耳熟能详了。这位年轻的画廊主可以说是过去十年里中国最耀眼的新星之一，他从2011年起在上海经营着自己的画廊Leo Xu Projects，因此离开自己的画廊，这让不少人不免感到吃惊和感伤，也为他的画廊刚刚营造起的活跃又具实验性的艺术氛围感到可惜。也许在这一刻来说，香港和上海两地分别获得和失去了一个优秀的艺术经纪人。
擅长搭建东西方间桥梁的许宇之前是一名艺术家，他首先是在北京作为创办总监开设了纽约前波画廊的分支，随后又成为纽约科恩画廊的上海总监。而在阅读了新美术馆创办人Marcia Tucker的经典艺术圈回忆录《麻烦的短暂人生：纽约艺术世界40年》（A Short Life of Trouble: Forty Years in the Art World）之后，许宇便受到鼓励决心要开一家自己的画廊。如今，他将和前纽约佳士得副总裁詹妮弗·廉（Jennifer Yum）一起加入卓纳画廊将于明年1月开幕的香港空间，开启一页新的篇章。而他的加入也正好是在艺术市场行业处于蒸蒸日上之时，而中国藏家们对西方艺术作品的喜爱也正达到了顶峰。
随着Leo Xu Projects正在举行其最后一场的画廊告别展，以及最后一次在上海ART021艺博会上与西岸艺博会上亮相（卓纳画廊也在两个艺博会设有展位），artnet新闻主编Andrew Goldstein和许宇进行了一次交流，讨论他对于中国艺术市场变化的一些感受，对于在香港的发展有什么计划以及他所看到的西方艺术交易在中国的良好势头。
Andrew Goldstein x Leo Xu
现在才35岁左右的你作为画廊主来说，已经有了非常令人羡慕的各种职业经历。你一开始是如何涉足艺术商业这一块的？
我本身是上海人，所以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去了一家叫做上海艺术画廊的当地画廊工作，内容是帮助艺术家制造作品。虽然没有受过科班训练，但我自己本来也是个艺术家，是一个摄影师、一个写作者。我毕业后就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轮兴起，所以我很幸运地就在上海多伦现代博物馆获得了一份策展人的工作。当时，画廊经济并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上海当时还是主要以艺术机构为主。
那是什么时候？
我在2005年时开始在美术馆工作。工作内容很令人兴奋但同时也很煎熬，因为当时并没有很多来自公共资金或基金会的支持，而美术馆其实也很难存活。这实在让人觉得很讨厌。所以我选择离开美术馆去画廊工作，并从上海搬到了北京成为前波画廊的首个总监。那时候前波画廊是草场地的最早的一批画廊之一，而艾未未是草场地的主要创立人之一。
那时，前波画廊希望在北京有什么样的作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前波在纽约代理的是一批非常有活力的职业中期中国艺术家，所以画廊主茅为清认为要是能把这些项目从纽约带回艺术家们的故乡，尤其是恰逢北京奥运会开幕之时，是很有意思的。2007年对于拍卖行和画廊生意来说都是很不错的一年，所以很多人都离开自己原来的地方来到北京开设画廊。做生意那时候相对容易和轻松一些。
当时的藏家都是怎样的？他们最热衷于买什么样的作品？
中国有一群藏家个体在慢慢成长，也有来自国外的藏家和游客组成的群体。那些藏家都很热衷于收藏，但比较集中偏好于绘画作品，尤其是那些表现八十、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绘画。当时艺术作品的媒介比较单一，你看不到很多录像艺术、装置艺术或行为表演等。市场上的作品可能和你在拍卖画册中看到的差不多。
你在那里做了多久？
我在北京呆了两年，直到2008年底发生了经济危机，那时候James Cohan也找到了我。他们希望找一个了解市场和当地情况的中国人在上海联合经营一个空间。
为什们是在上海？
在经济危机及奥运会之前他们就在上海开了一个空间。当时一切都还好，没什么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上海（做事情）更简单，它就像是在北京和香港之间的中间点。上海有一大群外国人，人们对很充满着好奇心，而外国人在这里并没有碰到太多语言障碍。对于一家美国画廊来说，上海是更容易经营也更安全的地方。
相比于北京，上海花了更久的时间来发展出一个真正的画廊氛围。这是为什么？上海的艺术氛围有何不同？
上海并没有像北京那样人数众多的艺术家、评论家和艺术专业人员，但由于这座城市也以自己庞大的博物馆数量为傲，所以人们也有更多的好奇心。生活在上海的艺术家们创作媒介很多元，而观众对于各类形式的艺术都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所以在我待在科恩画廊的几年里，我向观众介绍了更多不同年龄、创作媒介包括行为表演和影像等多种形式的艺术家。
在科恩画廊时期，你为上海观众带来了哪些艺术家？
我们做了一个关于Richard Long的展览，很棒，大家也都很喜欢。我们还展出了Bill Viola、 Roxy Paine和Yinka Shonibare的作品，尤其是Shonibare的作品非常符合画廊在上海旧租界区的地理位置。
城市里的美术馆对你所作的项目感兴趣吗？有没有买什么作品？
没有。画廊都是主要靠私人藏家的支持。
那你自己的画廊是如何开始筹建的？
James本人非常支持我，让我在画廊做了很多策展工作也希望我能介绍更多年轻一代的中国艺术家。所以在我做了这些展览后发现，其实尚未进入画廊市场和拍卖市场体系的中国年轻一代艺术家们有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需求，因为他们的东西媒介很多元，也更跨学科。我当时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而那时我正在读Marcia Tucker的回忆录，让我获得了很多启发。因此，我些许鼓起了点勇气，决定去经营一个类似于Marian Tucker在最初新美术馆做的那种类似空间，以支持新的媒介和想法。
所以你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空间项目的？
这是一个十分混合型的空间。一开始是那些我已经关注了近十年的中国艺术家，甚至是在我职业生涯开始前就已经关注，比如摄影师陈维和影像艺术家程然。我在学校时对他们就有所了解，他们在网络上很活跃，做做自己的音乐然后在地下不同场合展示自己的作品。由于我对他们持续关注了这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超越友谊的关系。他们也由此成为了最早和我进行项目合作的艺术家。
我同时也会和许多国际艺术家以项目的形式开展合作，而实际上我们和柏林有着非常有趣的联系。我们最早委任的是一些柏林的艺术家如沃尔夫冈·提尔曼斯、Simon Fujiwara、Henrik Olesen等进行创作，另外还有编舞师Jérôme Bel。在一个讨论城市化的大主题之下， 我们安排了表演、电影、新媒体、建筑等各种形式的艺术。
你的画廊所涉及的那些跨学科和国际性的艺术作品，可能直到近几年才相对被中国的艺术市场所接受。你作为一个艺术经纪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年藏家品味的变化？
我认为我们学习得很快。一开始都是以收藏绘画和雕塑收藏为主，接着几年之后藏家们就开始关注装置、以算法为主的录像艺术、行为表演等。有些藏家甚至开始收藏像Tino Sehgal这样类型的行为表演。他们的阅读面很广泛，也开始在国外旅游甚至置业安家。这种来回奔波也成为了常态。他们也会去美术馆参观，看杂志、浏览网页，艺术也变成了他们每天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藏家们都有什么样的职业背景？
有来自金融、设计、建筑、时尚、零售和房地产等各种背景。
Leo Xu Projects这些年参加了很多国际性的艺博会，你也经常在海外做项目，像是最近在Condo纽约期间内你们在Metro Pictures的空间内亮相。你觉得把这些先锋性的作品介绍给上海还是西方的藏家更容易卖出去？
一开始，应该是在海外销售比较容易，但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批来自中国和亚洲的忠实买家。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时，就会更难。因为我们在国际市场并没有那么多的支持或者说客户，中国艺术并没有在全世界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这也是为什么画廊会去参加那么多各种类型的艺博会，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曝光我们的艺术家。我们每年至少要做一个中国以外的画廊亮相，所以人们也有机会了解到Leo Xu Projects，而几年后他们就会真正地了解这些主题。
说到先锋性，很有可能一大部分西方观众都认为中国的先锋艺术就等同于政治艺术。比如像现在在古根海姆举行的中国当代艺术梳理的大型展览，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而整个展览的作品几乎都是有关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反抗政治艺术，批评政府和现状。但现在我们身处一个十分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一个强大政府和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那么对于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来说，他们创作的艺术是否还会有一种政治意味在其中？
我觉得这个社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人们对于社会金字塔尖端的抵抗变得非常轻微和不同。艺术家们已经不再处于那种被模式化的处境了，而且他们也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接触经济、社会环境、新的文化和政策，尝试通过互联网和所有媒介将自己和新的技术相连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
对于年轻的上海当代艺术圈来说，你的画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但现在人们可能会很惊讶于你即将要再次离开上海加入大卫·卓纳在香港开设的新空间。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在去年3月的香港巴塞尔上聊了一会儿，谈到了有关亚洲市场的话题。我们都认为画廊非常急需专业化的操作，而且也需要有更多跨学科的好作品。因此，我觉得如果要更好地服务这个群体并继续支持我一直合作的这些艺术家，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平台。首先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卓纳画廊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平台。
那你会把你的艺术家也带到卓纳画廊的香港空间吗？
画廊一直在寻找亚洲和中国艺术家，而我的艺术家们当然也对这个平台很期待。但现在这些都在讨论中，而且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做研究和学习。
那可能会成为两个画廊间的一种合并？
这称不上是一种合并，因为Leo Xu Projects的艺术家目前不会跟着我去到卓纳画廊，但我相信将来还是有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再次合作，而代理则是需要更长远的讨论。
香港和上海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城市。上海有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艺术氛围，而香港更像是一个着重交易的城市，画廊在那里的目的主要是卖作品而不是展示和发展艺术家的创作。所以很多在香港的画廊只有办公室而没有展示空间。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会如何为一个有生机的艺术圈打造一个平台？
首先，我很喜欢香港。我对那里的藏家、机构和画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人们都很友善，也很支持艺术，支持来自香港、中国的艺术的同时也欢迎来自每个地方的艺术作品。香港是亚洲一个重要的交流和旅游枢纽，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不存在语言的障碍。所以这让交流方面的挑战变得较为轻松和容易沟通。
卓纳画廊会计划在上海进行任何画廊的运营吗？
我认为卓纳非常热爱上海这座城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同时参加两个艺博会。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在上海进行运营的可行性。目前来看，我们需要在香港空间上全力以赴，因为毕竟我们要在那里开设空间，并希望在那里尽全力打造好这个项目。所以，从现在来说我应该会把重心完全放在那里。
大卫·卓纳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在中国开设画廊？画廊如何判断出现在是个合适的时机而不是其他时候？
大卫本人在过去几年都参加了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所以我觉得他对亚洲艺术市场的学习速度之快印象很深，而且非常热切、又保有着好奇心。他觉得自己可以将最好的东西带到这里。
“最好的"指的是什么？画廊的首展会是什么？某个中国艺术家的研究展或事像吕克·图伊曼斯的展览？
首展会是Michaël Borremans的新作品。
那就是非常欧洲的作品了。
这是非常典型的卓纳展览。当然，我们也会带来一些卓纳画廊里的极简主义和观念主义类的作品，在亚洲范围内并不常见。
所以画廊也会扮演教育的角色，为不熟悉的藏家介绍一些艺术史的知识？
对。会非常具有教育性。
这也是每个人对于首几届香港巴塞尔的印象，画廊把自己首先定位成教育新藏家的角色，而不是向他们出售作品。你觉得这样的初步尝试是否成功，这是否会使得一个中国藏家在香港可能因为一件唐纳德·贾徳（Donald Judd）而兴奋得买下来？
我觉得没错。现在是时候介绍一些这样的艺术家给藏家了，人们都在阅读、访问美术馆以及每年在艺博会上看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所以如果他们能在家里也看到这样的作品那也很棒。
你曾和我说，你觉得现在的画廊不应该“把自己的展览和活动局限在一个场所或只在自己的画廊空间内"。这也是你在做Leo Xu Projects的时候所遵从的信念，那现在你觉得是否有可能在卓纳画廊做一些类似的实验性的尝试？
会。事实上我们正在筹划一个在全亚洲范围内的多样化展览安排。香港空间将作为总部，然后把我们的策划带到任何我们想移植的地方。
这听起来很棒，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在首尔或新加坡也做个展览？
或是北京，以及其他中国的城市。我觉得亚洲就是一块大帆布，我们准备在上面做很多实验。
许多西方艺术市场方面的人都对中国市场表示非常乐观。像是富艺斯的CEO Edward Dolman最近跟我说他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全球艺术商业最大增长的市场。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国际地位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变。在你看来中国对于西方艺术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机遇？
我认为主要的机遇是中国人的视野越来越拓宽，而对于当代艺术的讨论尤其是针对先锋性的试验创作的谈论已经成为了人们谈话的中心。这就意味着巨大的潜能或是说机会。另外，如果我们着眼于更大的图景，亚洲现在有很多的博物馆在展示非常有生机的各类项目，也在向全世界征集更多这样的策划。这样一来也有很多国外专业人士被吸引过来工作，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在这里建立起一个真正完备的市场。
文：Andrew Goldstein
译：El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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