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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艺术神庙有求必应:艺术圈销售内情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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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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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是伊斯兰教信徒每年前往麦加的朝圣之旅。对于每一个穆斯林教的信徒来说,有生之年,每个人都应该在经济条件、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生计允许的情况下前去朝觐一次。

瑞士的巴塞尔就如同艺术界的麦加,只不过前往巴塞尔的“信徒们"不需要担心留在家中的亲人,或者担心自己是否在经济、身体方面能够负担得起。狂热的藏家们从未担心过流动性资金不足等问题,因为每次交易不过只是几句口头或者握手达成的协议。让艺术界持续蓬勃发展的是人们对于购买艺术的虔诚信仰。阿门!

瑞士巴塞尔被莱茵河一分为二。莱茵河位于水流湍急的危险水域,径流量大的时候,不少人都曾经丧命其中。考虑到巴塞尔艺术展无可比拟的紧张度与密集度,它的危险或许不亚于莱茵河——光是想想在艺术展上消耗的艺术品和酒精就知道了。

据小道消息报道,就在2016年巴塞尔艺术展开幕的第一天晚上,一位成功的艺术经纪人和他财大气粗的朋友就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向一位陌生女士开出了10万美元的高价,让她跳进莱茵河里。这位女士在莱茵河下游15米左右的地方被这对傲慢无礼的家伙救了上来——他们还可能觉得自己富有骑士精神呢。

巴塞尔当地的博物馆就足够让各位朝圣者不枉此行了。诺华制药(Novartis)和罗氏制药(Roche)这两家巴塞尔本地的制药集团向艺术投入了不计回报的巨额资金,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巴塞尔,每英里内的艺术作品的数量同比其他城市多出那么多。艺术在情绪治疗方面的效用在这周里已经显而易见,更不要说临床上已经证实,接触艺术不仅会让人们较少地依赖药物(对不起了诺华),更会让患者尽早出院。这是真的。不信你查查。

英国银行的总经济师说,英国长期借贷成本目前处于5000年以来的最低点。所以,现在大概是进行大规模投资收藏艺术品的绝佳时机(除非投资失败)。在这样的趋势之下,画廊、收藏家以及艺术经纪人们大概需要巴塞尔艺术展给他们单独开设一个财务板块,帮助他们找到支付租借展位租金的办法。

2016年第47届巴塞尔艺术展另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中国画廊与收藏家大大增加的参与程度,其中,大概有不到25%的买家可以被当作认真购买当代艺术的收藏者。但当考虑到中国人口多达13亿时,我想这并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我要在这里岔开话题。就在几周之前,我代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银行家的艺术市场指南》(The Bankers' Guide to the Art Market,这档节目将在6月晚些时候播出)出席了位于威尔士的文学艺术盛事Hay Festival。已经举办了29届的Hay Festival是作家们的盛会,就像Glastonbury的表演艺术节对于那些聪明绝顶的天才一样。这档联手了包括Adam Lindemann在内的藏家和艺术市场作家的电视节目,极其巧妙地迎合了国际上对于当代艺术价格盛行的的嗤之以鼻。虽然我在节目里没怎么露面,但是当全国观众对我就这些画廊主和收藏家无伤大雅的批评发出一片哀嚎时,我还是完全没有准备好。天。

我在苏黎世大学任教时,曾天真地认为这是一个可以随意交流艺术想法的地方。当我谈到我在艺术市场的角色,我的孩子们怎样参与,以及我对于艺术收藏、交易以及写作的热情时,我觉得自己非常胜任这份工作,简直酷毙了。我可能在兴致高昂的时候还提到了有一次,我是怎样让心机鬼在拍卖会这种最惊险的前线上曝光的。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结果两天之后,《泰晤士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标题劲爆的文章:《腐败的温床:披露艺术拍卖的内幕》(A hotbed of corruption: insider gives art auctions a hammering)。很显然,我那句“不要传出去"对于《邮报》(Telegraph)来说也只是耳边风。至于《每日邮报》(Daily Mail)并没有按照他们所保证的那样在报道里包含我提到的所有细节,我只能说,我无法想象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我相信我那个被卷入其中的拍卖场朋友也是如此。我们真是进行了一场非常专业的自杀行为。

我所下榻的三个国王酒店(The Grand Hotel Trois Rois)始建于1681年。酒店原先是莱茵河沿岸行旅商人的落脚点之一。时间不断流逝,然而一些事情从未改变。在艺术展期间,酒店就像一间昂贵的宿舍,毗邻的阳台之间的距离近到可以让你清楚地看到隔壁艺术经纪人野心勃勃的眼神。

在我逗留期间,我的节目搭档Lindemann直接走进了隔壁的我的房间,他当下立即和他自己的比较了大小,并确定自己的比较大——当然了。(想歪了的各位,我真的是在说房间的尺寸。)

巴塞尔的必备人物彼得·布兰特(Peter Brant)是艺术界里的常青树,他看沃霍尔作品的角度和你我都不一样。这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积累的经验和眼光分不开。我在Chez Donati餐厅上遇见了他——这间餐厅据说是意大利之外最棒的意大利餐厅。这样的相遇总是美好的,这次也不例外。布兰特开始抱怨最近一些他收藏的年轻艺术家的市场呈现了价格膨胀的现象,并且强烈抨击了沃霍尔基金会企图销售一件——在他看来是沃霍尔管家偷走的而且难看得要死的画作的行为(这件作品在最近的拍卖上流拍了)。你可以把这称之为布兰特式的吐槽,但我很高兴我能够有这次洗耳恭听的机会,因为总有新的东西可以学到。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当我回到三个国王的酒吧之后(通常我会一头扎进人堆里,顺便说一句,这时候,艺术展还没正式开始呢),邋里邋遢的影星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正在穿过拥挤的人群,或许他正在代理影星跨界画家、奥斯卡得主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最新绘画。这时,一位超级藏家对妻子发起了脾气,因为她并不认为他们的艺术收藏是一笔投资;而另一边,一位画廊主正躺在沙发上,狠狠地预言一位伦敦的艺术经纪人注定会因为过度投资而失败(我相信这位经纪人会泰然处之的)。这个场面就像掀开石头看到聚集在下面扭动的蛆虫一样。真是太有意思了!

在酒精的催化下,这些腐烂的谣言(和我听到的其它事件)最终都会消失在人海中——所以下回我再来的话,我需要随身带一名速记员,以便记下精彩的片段。除了喝醉的经纪人之外,你很有可能不小心就捡了漏——这不,我就遇到了一件好价钱的鲁道夫·斯汀格尔(Rudolf Stingel)。

Liste可以说是我参观过的最让人郁闷、喘不过气的卫星展。这个展览的布局与其说是鼓励参观者参与其中,还不如说是通过各种五花八门的形式将人们拒之门外。另外,我并不确定我是否有能力(或者我是否曾经能够)去辨别真正的好艺术。我只能看到人们欢天喜地——至于究竟花了多少钱就是一件无法追溯的事了。

汉斯·欧佩·比克(Hans Op de Beeck),《藏家之屋》(2016)  图片:Courtesy of Marianne Boesky Gallery, Galleria Continua, and Galerie Krinzinger, Art Basel Unlimited, 2016.

汉斯·欧佩·比克(Hans Op de Beeck),《藏家之屋》(2016)
图片:Courtesy of Marianne Boesky Gallery, Galleria Continua, and Galerie Krinzinger, Art Basel Unlimited, 2016.

巴塞尔艺术展“无限"单元

你真的认为会有这么一个艺博会,它所展出的艺术品(Art Fair Art, 简称AFA),能够从三面环墙的传统艺博会展示中得到进化并成功脱颖而出吗?即使展会的本意是为了让艺术更具颠覆性,但这样的艺博会艺术实则比你在其他美术馆或画廊里看到的作品有更多的限制,更温和。当这些艺术作品都聚集在同一帐篷下时,它们最终都成为了无害的装饰性物品,以及衡量投资等级的产物。

获得官方支持的巴塞尔艺术展“无限"单元(Unlimited)的诞生就是为了与这样的艺术相抗衡,这一由纽约策展人吉亚尼·杰泽(Gianni Jetzer)精心策划的展览,集合了各类充斥着新媒体、政治意味和侧重行为艺术的艺术作品。这一单元里有组织、有规模的展示场面着实令人印象深刻,也成功化解了它沦为又一个依照展会模版布置的庞大深渊。

麦克·凯利(Mike Kelley)1989年的作品《重现的历史》(Reconstructed History)由50张表面已受损的小书页组成,纸上满是各种卡通形式有关性和低级幽默的青春期图片。这件别样出色的作品在开幕式上亦以惊人的150万美元(约合985.6万远人民币)卖出。汉斯·奥普·德·贝克(Hans Op de Beeck)的《藏家之屋》(The Collectors House, 2016)创造了一个完全环绕式的环境,有些类似于桑迪· 斯考伦德(Sandy Skoglund)从1970年代起创作的场面恢宏的舞台式装置作品。

彼得·哈雷(Peter Halley)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彼得·哈雷(Peter Halley)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摄影装置,看似漫不经心地描绘了一幅充满了他的抗议者、激进分子朋友的画面。他们与观念抽象概念的结合,让身处在这个既不宽容又没有任何社会政治责任感的世界里的我们,感到了更深切的辛辣和酸楚。提尔曼斯之后将在贝耶勒美术馆(Beyeler Foundation)举行该馆的首个摄影展览。

另一个我不怎么理解的艺术家是克里斯·马丁(Chris Martin),他在“无限"展上那幅体积庞大的绘画可能是比詹姆斯·罗森奎特(James Rosenquist)的邮轮级巨幅绘画要好一些,不过它的精彩之处也是乏善可陈。另外,两位分别来自丹麦和挪威的艺术双人组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的一件2015年声音艺术作品,有着简单名字的《次级》(Secondary)里面,两个拍卖师互相竞价的声音从其中此起彼伏。如果安迪·沃霍尔还活着,他一定也会对此感到惊讶。

已经62岁的抽象画艺术家彼得·哈雷(Peter Halley)用那些怎么看上去都只是色彩浓郁的布面灰泥画,向艺术市场最新的宠儿亚历克斯·伊斯雷尔(Alex Israel)大胆发起了挑战,似乎有重新夺回阵地的打算。有人在看好这位老将的东山再起吗?

随着对艺术电影关注的瞬间大热,那些放映着比流行大片更密集的影像作品的房间令人感到窒息,因此我也没有在那儿呆上很久。

卡德·阿提亚(Kader Attia)的作品,Nagel Draxer画廊 图片:Courtesy of Art Basel 2016

卡德·阿提亚(Kader Attia)的作品,Nagel Draxer画廊
图片:Courtesy of Art Basel 2016

巴塞尔艺术展主会场

我总是极力避免前往参加任何艺术展会的开幕盛况,既担心会被各种Prada高跟鞋碾过,又害怕一排起队来的那个混乱劲儿,总之任何事都令人担忧。所以,当那天被困在雨中,排在沿墙绵延数里的队伍中时,我自然而然感觉到像是一头扎进了因为英国要退出欧盟而引发的巨大骚乱当中(谢天谢地,看来现在还没有人准备退出艺术圈)。

此外,我还对可能的恐怖主义袭击感到担心,而在现场首次使用的金属探测仪则说明这么想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事实上,这次的许多作品都与这个主题有关,比如卡德·阿提亚(Kader Attia)的《恐惧的文化:邪恶的发明物》(The Culture of Fear: An Invention of Evil,2013)。尽管充满恶意的行为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上演,但毫无疑问它现在所带来的恐惧心理正在不断升级。

当日正午,我在进入主会场后随即就因为室内闷热拥挤的空气而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这让我想到十年前,发生在巴塞尔的迈阿密设计展上的一件趣事——当时我居然在展会当中晕倒在自己负责的展位上,还被送进了医院,只留下一个无人看管的展位在那儿——多么愉快的回忆啊。

而在这次的艺术展上,硕大的空间和多得令人难以消化的超负荷作品让我有那么一瞬间认为十年前的情景又要再次上演。不过,也有可能是那群坚持要边走边发短信或是在Instagram上发图片的蠢货,以及不可理喻的磨磨蹭蹭的参观者完全堵住了走道。还有,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忍受有些在展会里拄着滑雪杖走路的人,这样真的好吗?我在入场时碰到了一些熟人,最常听见他们对我说的就是:“你好像很迷茫。"是的!我那张茫然无措的脸就跟经常发生的宠物走失时的情况差不多。当然,这也可以归结于我那可怕的方向感。通常来说,当我专注于某个特别吸引我的作品时,就会像被蒙住了眼一般四处乱窜。

Dominique Levy 画廊展位 图片: Courtesy of Art Basel 2016

Dominique Levy 画廊展位
图片: Courtesy of Art Basel 2016

销售盛况

每年的艺术展上,经常有一大批被贴着已售标记的重量级作品,成为群星璀璨的作品销售大厅中的一员,也使得那些宽敞的当代艺术展位看上去熠熠生辉。这项盛事中的作品、艺术家和画廊名字,总是不言而喻。试想一下,统治着这些买卖的还是这些人:大卫·卓纳(Zwirner)、豪瑟(Hauser)、拉里·高古轩 (Larry Gagosian)以及多米尼克·列维(Dominique Levy)。相应地,艺术家也无外乎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鲁道夫·斯汀格(Rudolf Stingel)、麦克·凯利(Mike Kelley),还有韦德·盖顿(Wade Guyton)和克里斯托弗·伍尔(Christopher Wool)。

盖顿下周将在第戎的Le Consortiumd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个展。而为了测试藏家对他的兴趣,韦德在巴塞尔艺术展上分别于Petzel、Chantal Crousel和Gió Marconi画廊展出了三幅一模一样的大幅工作室内景的电脑印刷作品(至少有3米多高),并成功地以每件60万美元(约合394.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分别在Petzel画廊, Chantal Crousel画廊, 和Gió Marconi画廊售出。艺术家这些备受期待的新作进行了自我反思地,又刨根究底地思考,这点反倒让我很感兴趣,尤其是那幅火焰般的灯光作品。我曾于1996年策划的群展中展出了韦德的作品,而当时他甚至连一台打印机都没有。

面对这么多俨然已经被团团围住的经纪人们,这无疑是不断轰炸他们询问销售价格的最好时机。在此,我来和你们分享一些数据,不过大部分的价格都早已被披露了。多米尼克·列维画廊这次带来的艺术家斯汀格的作品包括一幅教科书式的抽象画,以及两幅成对的小型半抽象肖像画,三件作品的价格分别为240万美元(约合1577万元人民币)、220万美元(约合1446万元人民币)和175万美元(约合1150万元人民币)。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以200万美元(约合131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了一幅约1.27米大小的正方形金色墙纸绘画。另外还有杰·乔普林(Jay Jopling)不甘示弱地将一幅阴郁的黑金色墙纸作品,以280万美元(约合184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然而这幅画的要价是325万美元(约合2135万元人民币)。看来这是个捡漏的好时机。

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作品。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作品。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一级代理画廊Sadie Coles以400万美元(约合2631万元人民币)的报价,轻松卖掉了她以鸟为主题的巨幅绘画, Massimo De Carlo以180万美元(约合1184万元人民币)出售了一幅扭曲花纹的抽象绘画作品,高古轩以380万美元(约合2499万元人民币)的报价卖掉了一幅金色花纹,庞然巨物般的作品。宝拉·库柏画廊(Paula Cooper)以120万美元(约合789万元人民币)售出一件布满了红点的抽象三联张。这还没包括那些我漏掉的,譬如斯汀格的作品。我知道斯汀格不喜欢在报道中提到自己的作品价格;我只是希望他知道,我是他的脑残粉,虽然是充满了好奇但买不起的那种。

卓纳画廊展出的、至少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波尔克作品无疑也造成了不小的波澜。数额最大的一件作品据说以650万欧元(约合4836万元人民币)的报价成交;而一件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不寻常之作,售价为450万欧元(约合3348万元人民币),却没有成交,还有一件树脂抽象作品的价格在200万欧元左右(约合1488万元人民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没有列出来。

Fergus McCaffrey的展位上展出了一件我在科隆艺博会上见到的1983年波尔克的三联张,这次的标价是130万美元(约合855万元人民币)。这幅油画不堪的历史,是我称之为市场型艺术品(market art)的典型范例:这种在公开场合被一次又一次出售的作品,必然会像电影《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所讲述的故事一样,困在一个无尽的交易困境之中。

1991年,这件波尔克的三联画以18-15万美元的价格在佳士得上拍;1992年,这件作品以8-10万美元的报价出现在了苏富比;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它2003年又以6-8万美元的价格出现在了菲利普斯拍卖行,以7.5万美元成交之后,又在2013年以6-8万美元的估价再次现身菲利普斯拍卖行,并且经受了第三次流拍。在所有的大型拍卖上遭到惨败的同时,至少,这件作品的主人(们)是为它作出了的努力值得嘉奖。

还有人会喜欢这件作品,并且让它走上正轨吗?也许它最终能被卖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

卡米尔·亨罗特(Camille Henrot)的画廊展位上贴满了红点,这也是新兴市场常见的景象。但是,亨罗特取得成功的那些作品,似乎都是那些标价惊人,但是内容无聊、装饰感十足的玩意。这些单价20万欧元(约合132万元人民币),限量八个版本的作品,让她在我们眼前显得装腔作势,甚至有点恶心。

詹姆斯·科恩(James Cohan)因为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抢眼的作品而赢得了“大奖",这些作品的价格从几十万美元开始,到远称不上是物有所值的100万美元(约合658万元人民币)成交。他为了让我在对话中说出他展位“天才感十足"而想出了最好的搭腔语言,而实际上他的展位low爆了。里森画廊展出了一件艾未未用树桩翻模,所谓“独特"的钢铁雕塑,标价40万欧元(约合263万元人民币),我推测,只要我们能继续看见树桩的话,这样的玩意儿会越来越多。它们可能会以不同的颜色、形状,当然还有相应不同的价格出现。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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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可能是在所有在艺博会中最精彩的偷听来的故事。一位喜欢乔纳斯·伍德(Jonas Wood)的藏家找到了洛杉矶的David Kordansky画廊,然后开始了一段经典对话——这里面浓缩了所有大众对于当代艺术以及画廊“系统"的不齿和侧目。据说柯丹斯基像赶要饭的一样,甚至都不愿意和这位藏家聊一聊伍德的作品库存——这些热门的作品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一样,有点像霍克尼描绘洛杉矶的那些色彩丰富的绘画。

然后这家伙保证将自己买的作品借给一家博物馆,这时候这位经纪人就像踩到了屎一样出尔反尔道:“你必须要经常来买我所有艺术家的作品。我可是将乔纳斯的作品卖给史蒂夫·科恩(对冲基金投资人Stevie Cohen)、小李子这样的人物的啊。"最让我搞不清楚的是,这些经纪人是我们的医生么?好像我们来见他们都是理所应当的一样。柯丹斯基没有放弃;他说,目前的经济情况让他无法作出其他的反应。我猜这个买家连画廊在哪个城市都不知道,所以也就没办法作出正确的反应了。

藏家先生暴跳如雷的说:“你特么的是个混蛋!"柯丹斯基则不假思索的回应道:“我是对事不对人。"太好玩了,这就好像是坐在头排,观看即兴戏剧团体Second City的现场演出一样。最终,这位让我同情的藏家让人有点哭笑不得地说:“我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我觉得我有点歇斯底里,但是,你还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混蛋。"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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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内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到了第二天,就让人感觉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展会里的活力明显的散去了很多,我甚至还看见了行事张扬的瑞士经纪人艾娃·普莱森休薄(Eva Presenhuber)在乌戈·罗迪尼(UgoRondinone)的靶心绘画前发呆。我脱不了身,必须要留下来给我的瑞士同学们讲课。一天之内,这个城市又回到了睡眠状态。我无法想象,如果卖不出东西的话,谁会来这个地方;如果你买下了一幅错误判断的画,市场可不是开玩笑的。到了周五和周六的画,对于那些卖剩的东西来说,这里就是人间地狱。

再说一个另外的事情,我去Mobel Transport参观了一个展览,这是一个位于类似逃税自由港区域的自治区。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和护照。如果说我对未来有什么预见性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在这里,你不用再担心那些储存和挂画等琐碎问题。谁还要艺博会?直接跳过那些中间人,到一切的源头,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品都被堆放在这里,这里就是博物馆级别艺术品的宇宙中心。

在经历了让我肚子翻江倒海的紧张一周之后,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艺博会(或者拍卖)的环境当中,我发现自己甚至都不能阅读或者健身,这是一种吞噬掉一切精力的消费力量(至少对于一些人来说,真的是这样)。至少事后看来,这的确是一段令人感到沮丧的经历。这里缺少的是时间和自省,两者对于实际感受艺术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艺博会不是让人可以(太多)思考的地方。但是,在这样的规模下,集中如此多的关注眼球,展示如此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似乎也没什么更加有效的手段。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政治以及经济都面临困境的年代。艺术圈唯一靠谱的工作是理查德·普林斯( Richard Prince)的律师;但是,在一个看似成功的巴塞尔艺博会之后,我们都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说我们还没失业了。下一个博览会,放马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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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Joe Zhu,Elaine,Laura Bingyan Xue

编:Seline Jingyin Chen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