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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怎么样?"——蔡国强发问中国当代艺术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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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强,卡塔尔,2016。摄影:蔡文悠;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

蔡国强,卡塔尔,2016。摄影:蔡文悠;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

上个月,中东沙漠之国卡塔尔最重要的美术馆——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Qatar Museums Gallery Al Riwaq)里一场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落下帷幕。这场涵盖了15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历时四个月的名叫“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展览里,策展人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当下国际舆论对中国当代艺术商业市场和敏感政治社会议题的过度关注以及艺术家对于热门话题的依赖和在市场上的积极介入,试图让聚光灯回归于艺术本身的创造力。

于是参展的除了功成名就艺术家,比如杨福东的作品《雀村往东》,一件以他标志性的影像语言描绘了在他幼时成长的农村里一群野狗为了生存而抗震的场景;艺术家徐震的《别管那个男的》、《凯旋》、《动荡》和《天下-2232VT0156》、《天下-2902VT0149》展现了在绘画制作方式上多方面的探索;刘韡以生牛皮为材料手工制作的、颇具视觉效果的大型建筑装置作品《大狗》,试图提取现代和古典建筑中与“权利"有关的形式语言,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有展厅一进门湖南农民胡志军的《泥塑中国当代艺术史》——600多个手工泥塑作品在多哈沙漠上取来的阶梯沙田上,像从其中生长出来一般。

胡志军,《泥塑中国当代艺术史》,2015,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展出现场。摄影:蔡文悠;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

胡志军,《泥塑中国当代艺术史》,2015,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展出现场。摄影:蔡文悠;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

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的便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艺术家蔡国强。而之所以选择干了大半辈子农民的胡志军作为展览的开头,则是蔡在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中说的一段话:“它能提醒我们年轻时热爱艺术的初衷、想做艺术家的理想和艺术家劳动的乐趣。"

29岁离开中国到日本、38岁到纽约,一直独来独往于世界艺术舞台的蔡国强几乎是同代中国艺术家里的“异类"。没有中国艺术界内部职业网络的紧密支持,没有过多依赖国际舆论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关注,也没有借助经济发展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的澎湃动力,凭借一系列标志性的爆破计划和焰火作品震撼的视觉效果,以及一场接一场重要展览,蔡国强依靠在创造力上的持续探索在世界艺术舞台长久地占据着一席之地。

为了这次展览,蔡却把自己的作品搁置下来而把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当代艺术最近三十年的广泛发展上。他花了近三年时间做研究——收集查阅将近300个中国当代艺术为主题的展览和50本左右的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专著,以及大量的艺术家工作室拜访,加上他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经历,蔡国强感到中国当代艺术家面临的身份问题是世界期待中国人做得很中国,与此同时,中国艺术家又很善于利用这种关注。关注创造机会,狭隘的关注却制造局限,局限带来对中国艺术家个人艺术语言和创造力的忽视——而这在蔡看来才是艺术真正的力量和乐趣。

有趣的是,这次展览的发生地——中东,也同样面对着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与个人、创造、开放议题的激烈讨论。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当代艺术家们的作品又给当地带去了怎么样的影响?

至少当达明·赫斯特那个福尔马林里泡动物尸体系列展出时,蔡国强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时说,“当地孩子开心死了"。其中最了不起的,在他看来,还是个人的创造力。“而强调个性并不是回避社会和政治主题,强调个性本身就是政治。当一个民族有空间给个人强调个性,或这个民族的个人在坚持他的个人思想和个人语言的探索和追求,这个民族就充满活力,就能越来越健康。"

 

这次展览你准备了三年,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在多哈举办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呢?

2008年,卡塔尔公主Al-Mayassa bint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看到我在古根海姆的回顾展“蔡国强:我想要相信",她便来到工作室与我谈到他们要做的现代美术馆。

那时美术馆的筹备刚开始,她也正在准备她的阵营。我是他们从国外请去做展览的第一个艺术家,2010年到2011年间我去了很多次,每次都花很多时间研究文化历史。2011年12月展览“蔡国强:海市蜃楼"(Cai Guo-Qiang: Saraab)开幕,我把自己故乡泉州穆斯林的故事和多哈联系起来作为展览的主题。

泉州埋葬的阿拉伯后裔已经在泉州住了几百上千年,但死的时候墓碑上都还刻着“死在异乡就是殉教"。这些故事很引人感触,加上我是全世界跑,也不是在自己的故乡,开幕上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做了一个关于返乡的白天爆破计划“黑色仪式"。

展览后公主说:我还要跟你合作。但我已经做了个人的大展,于是她就建议我策划一个展览,好像也是她建议中国展。我本来以为她是临走时说的客气话,事情却也一直在我脑海里,因为公主是个很认真的人,同时我也知道中国展跟她希望从外面吸取文化和经验来促进阿拉伯年轻艺术家成长的战略思维是接近的。结果2013年初,我在巴西做“农民达芬奇"展览时碰到几个多哈来的人,他们就说:“蔡,你知道吗,我们把你的展览放到了2015年底或2016年初。"我就赶快开始启动,直到现在刚好三年。

刘韡,《大狗》,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展出现场。摄影:蔡文悠;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

刘韡,《大狗》,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展出现场。摄影:蔡文悠;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

你这次展览选择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

我还是站在艺术家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因为我并不是专业策展人。一个有意思的展览,第一需要提一个好问题,第二是要做一个好展览。提问题我们花了大概三年时间,做了大量研究,过程中我就坚定了最开始的想法,就是专注“艺术怎么样?"这个问题。

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世界虽然呈现一个多元文化的状态,但中心舞台还是以西方为主的当代艺术。当不同背景的艺术家进入这个舞台时,人们要理解他的作品,一开始都要花很多时间介绍艺术家的文化、政治身份背景。这样的优点是人家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弱点是长久以来,人们就忘了还要注意艺术家个人在艺术语言上的追求、方法和方法论、他在艺术史上的目标和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世界更关注的还是中国艺术家的特殊性——民族、政治和文化身份,作品有没有反应社会黑暗面,有就很吸引人。

中国历史很漫长、文化很丰富、政治社会的制度一直吸引国内外注意。中国艺术家也很善于使用这众多的社会、政治问题获得注意,包括使用自己的文化。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国艺术家其实也在很努力地追求自己的艺术语言,虽然他们也会用社会和政治主题,但很清楚和在意那些主题并不能代替他们的艺术劳动。所以这个展览就是来讨论中国艺术家对自己艺术语言的追求是什么,这就是我选择艺术家的标准。

徐震(没顶公司)的作品在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展出现场。摄影:蔡文悠;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

徐震(没顶公司)的作品在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展出现场。摄影:蔡文悠;图片:致谢蔡国强工作室

之前你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为“艺术家别把价格做大,把作品做小",你是在批评艺术家对作品价格的关注吗?

我本来的标题是“说说艺术怎么样?",是编辑把标题改了成“艺术家别把价格做大,把作品做小"。但文章里的确有这句话,劝别人,也劝自己:艺术家要有警惕感、不要要求太多,包括对物质、名利的要求。但我们也都是普通人,是普通人就有七情六欲。不过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我并没有那么商业,没有画廊代理。我也知道市场上也许我一塌糊涂,但我可以不在意。

你的市场没有一塌糊涂吧?

也许。有时候卖很贵,有时候也都是流标,反正我不是很在意。我感到作为艺术家能有这样的工作室、能住那样的家,已经超过我的想象了。在我热爱艺术以前,从来没想过以后的条件会是这样,也不会想到自己每年拿到世界上的奖金有时也有二十多万美金。

但是艺术之外,你不会想到还要干什么其他的,因为自己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艺术道路上,摇摆和困难都是艺术表现和艺术思想上的。有时我会花很长时间在作品的表现上下工夫,像我最近在做彩色火药绘画的研究;但有时我又回来在思想问题上讨论;有时候我感到我的艺术应该多点社会责任感,有时候也会摇摆到说能不能更纯粹一点,反正这都是我自己。

艺术家是很孤独的,也是很脆弱的,这个孤独和脆弱是真实的,也正因为真实才有力量,因为他感到自己就这么一点能耐,所以你会很专心于能做的那些事,想着至少把它们往前再推一步看能到哪里。不管再好的资源和再好的机会,作品不行就还是没力量,所以还是要下功夫。最后,所有的问题还是归结到自己的创造力上。

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图片:Courtesy of Qatar Museums Gallery Al Riwaq

卡塔尔美术馆阿尔里瓦克展览馆。图片:Courtesy of Qatar Museums Gallery Al Riwaq

但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也的确会面对经济问题,就会有财政的需求,你怎么看待经济力量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

我并不是说艺术和经济是对立的,我批评天价和市场的热乎,是指这使人们有时忽略了艺术家个人的追求。并不是说艺术家要很穷才有斗志,没这么简单。市场的支撑就像一个人身体里的能量,如果能量是用在肌肉和需要的地方,就变成一个好东西。但当它变成脂肪,囤积到肚子上去,人就开始“三高"。所以关键看你怎么用这个力量。这不是批评收藏家或哪个行业,其实是艺术家之间在说话。

比如我们喜欢的艺术家村上隆和杰夫·昆斯,大家都很关注他们有很大的工作室、作品卖多少钱、观念如何切入这个时代的市场,却没有花心血研究他们形成的历史原因,他们个人在艺术态度上的坚持和鲜明的艺术风格本身。大家对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印象是很市场、很有活力,但这次我们就来讨论活力之下是什么?讨论到这个的时候,就需要很小心了。中国当代艺术如果要站得住脚,还是要看艺术家的作品,就是“活儿"怎么样。

所以当运用“个人的创造力"这个标准选择艺术家时,有没有感到相当的难度?

当然有难度。包括我让很多艺术家再推荐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时,很多人也感到困难,艺术家总是对别人比较严厉(笑)。因为大家都已经大量地依赖那些内容来吸引人,当一旦来说自己的那“一套"在美术史上有没有独树一帜时就难了。我总说“一套"就是四种:一是材料和做法;二是方法论;三是艺术观念,对于如何切入艺术有一个观点;四是态度,比如他能拿得起、放得下,更能调侃,更能天马行空地来来去去,但这真的很少。最后我的口气也从要选“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改成:“一直致力于创造力追求的艺术家",当然有人已经做得很成功了。

这次展览里面女性艺术家很少,后来《纽约时报》的报道里提到你说女性艺术家缺乏方法论,这个引起了很多批评?

采访我时,Barbara Pollack批评这次展览女性艺术家不够,我现场回应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举了一个艺术家的例子,说她有一件好作品,但没有形成继续下去的方法论;不是指大多女性艺术家。事后经我指出有误,Barbara给我回信,表示她“对蔡关于女性艺术家的立场可能没有准确刻画……我理解他对所有艺术家用的是同一标准。只是很有意思,这次他没找到更多符合这个标准的女性"。

我是长期以来没有把女性艺术家和男性艺术家分开考虑,Kiki Smith, Ann Hamilton, Su-mei Tse等女性都在我策划的有限的展览里做过个展和群展。我每年捐给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和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奖学金使很多艺术家来到纽约学习,其中大量也是女性,虽然奖金获得者的评选完全是机构聘请的专家决定的。这次中国展策划过程中,开始还有建筑师刘静(SO-IL建筑事务所)和服装设计师马可,都是女性,但后来因为预算不够,这部分被取消。当时我们自己也感叹过剩下的女性艺术家是太少,我和工作室也有遗憾和警惕。

 

文:潘戈 | 自由撰稿人、艺术家,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