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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艺术如何重塑地震重创后“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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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波焦雷亚莱(Poggioreale,Sicily)的遗址。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今夏的某一天,我离开了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Palermo)上精彩纷呈、人头攒动的第12届Manifesta(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来到了偏远和枯燥的Belice河谷。同行的还有来自基金会Fondazione Manifesto的Zeno Franchini,他带领我们参观这片曾在1968年地震中遭到摧毁的区域。我曾打趣说,我“绑架"了那个将激情和进取精神带到意大利最南部的29岁前维罗纳人,而事实上,这片带有悲剧色彩的地区充满了暴力的故事。

除了造成约400人死亡、10万多人无家可归之外,那场地震也给这个意大利最南端、同时也是最贫穷地区之一的小镇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上的双重破坏,并且至今仍困扰着这里。

尽管当时成千上万的地震难民都住到了农业小镇吉贝利纳(Gibellina,地震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城外两个只有基本设施的小镇内,但在数个重建计划都被废除后,位于罗马的国家社会住房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ousing)于1970年决定在离废墟11英里外的地方为灾民们重新建造一座吉贝利纳新城。城市的土地有一部分是从两个有名的富豪黑手党头目Salvo兄弟俩那儿买来的,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幕后从事着经济犯罪活动。

整个新城的规划像是蝴蝶状展开,中轴作为服务区域而“翅膀"处则是住房。和之前中世纪中心广场式的老城规划相比,吉贝利纳新城规划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角度,以汽车通行和宽阔的大道为主要考虑,让人想到了Robert Moses的城市规划理念。艺术家Nanda Vigo依旧记得原版的设计中“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是那么冷酷、毫无特征"。最终,新城于1971年正式开始建设,但由于政府的腐败、黑手党的干涉以及一系列官僚作风,这一工程到1979年都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灾民们也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正在那个时候,吉贝利纳重权在握且作风高调的同志市长Ludovico Corrao邀请了一群重要的德国和意大利艺术家、建筑师来参与这个拯救行动。

以色彩鲜艳的围巾、自以为是的态度而人所熟知的Corrao在政界可谓如鱼得水,而他相信通过艺术他可以激发出一个新的乌托邦式关系和交流网络,而西西里岛——尤其是他深爱的吉贝利纳——是能够实现自己这个“地中海梦想"的地方。虽然当时政府并没有用于艺术或文化方面的预算,但Corrao在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和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帮助下已经通过募集和借款的方式在吉贝利纳城的废墟外创办了Orestidadi表演艺术节。艺术家兼剧作家Emilio Isgrò如此形容1983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工匠、牧羊人、家庭主妇、反黑手党的法官、戏剧总监以及来自欧洲各色各样的人物都聚在一起观看他在艺术节上的表演。

艺术家们也开始对这样的创伤进行了回应,其中最著名的是Alberto Burri在1984年创作的《Grande Cretto》,为毁于一旦的吉贝利纳覆盖上了一条白色的混凝土毯子。尽管“混凝土乌托邦"这一概念现在已经受到了很多美术馆的注意,但当时新吉贝利纳城作为一座混凝土乌托邦城市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露天实验室,考量公共艺术的治愈能力。如今,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50年,许多人在回顾Corrao在公民参与、城市修复和统一上所进行的激进实验时,都将它看作一种警示。但现在,这里又有了新的举措以更实际的方式来实现这个乌托邦梦想。

Alberto Burri, 《Cretto》(1984–2016)。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这座城市非常需要成为一座艺术城,"南意大利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席Alessandro La Grassa说道,而这一组织的成立也是来源于早期社会活动家们的努力。他认为,这里今后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居住和生活的地方,而且空置大楼和空间也会发挥新的作用。城市将成为当代艺术在地中海的工作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了这么多年后,我们希望能重燃Corrao对于这座城市的梦想。"

“拒绝心碎的城市"

现在,这个区域是希望的代名词。结合了社会活动家、市政机构、教育机构和私人支持等各方力量的崭新振兴计划为Belice河谷、尤其是Gibellina带来了五十年前未曾实现的独特艺术介入。但如果要真正理解现在这个宏伟的项目,还是要先了解其中复杂的历史背景。

我们的参观首先停在了波焦雷亚莱的一个小镇,Franchini和我在由链条串起的藩篱外碰头,藩篱里面就是由La Grassa倡议保存至今的著名鬼城。我们沿着主街道一路步行,经过了一家被支撑起的教堂、一所学校以及一些长满了风滚草的小矮房。La Grassa形容这里是一个“拒绝心碎的城市"(这座城市当时只有3人死亡),而小城阴郁的气息也让人不难理解为什么像朱塞佩·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这样的导演喜欢在这里取景。

波焦雷亚莱的遗址。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第二站来到了Burri的《Grande Cretto》,消息灵通的艺术爱好者都知道这个地方。这位一向具有反传统精神的大师拒绝在新城里进行创作,而是提议要在吉贝利纳旧城上完整地纪念这片地方。面对这样一件倾注了庞大的艺术力量、财政资源和人力的作品,你无法不产生敬畏之情,而这条混凝土毯子也遮盖住了小城所经历的巨大创伤,记住了那些曾在这个中世纪小镇中生活过的身影。在1985年作品建设的初期,Corrao曾不惜一切能想象得到的方式来获得施工上的帮助,包括动用了一次军队空投。

但直到走过从《Cretto》出发的一条崭新的马路,抵达游览的第三站吉贝利纳新城之后,我才更加全面理解Corrao时期的社会活动家们、艺术家们所怀有的野心和不经意间产生的盲点。

当Corrao发布了振兴新城的号召后,有人开始向他建议了各种项目。和妻子Laura Thermes一起设计了1980年的威尼斯Casa del Farmacista的Franco Purini回忆到市长当时给了他们很多的自由“来提出必需的、实验性解决方案",并和他进行一对一的咨询。Purini和Thermaes也是小镇广场的新建筑Sistema delle Piazze的创作者。

从侧边的一条街道进入了新城,眼前立刻出现的戏剧般场景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基里科(de Chirico)的画作——事实上,这也是Purini和Thermes的灵感来源。 许多用来衬托建筑和纪念碑的框架以及大片的天空,让小镇的每个转角都成为了适合拍照的极佳景观。

Franco Purini 及 Laura Thermes。《Sistema Delle Piazze 》(1990)。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在穿过Carmelo Cappello令人震撼的混凝土、铝制日晷《Ritmi Spaziale》后,Pietro Consagra在1984年创作但仍未完成的壮观作品《Teatro Frontale》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另外,城里仅有的两家咖啡馆其中一家,便开设在他1976年创作的《集会厅》(Meeting Hall)内。五十多年前,超过76件粗野主义、后现代以及当代的建筑、纪念碑在这里动工,其中很多都是在地震过后残存的建筑基础上修建起来的。艺术家Nanda Vigo在她1976年的装置《Tracce Antropomorfe》中,提出要用到旧城区的一座喷泉、一个拱顶以及一些立柱,她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地点和材料。没有任何限制。唯一的问题就是钱,这个显然是没有的。"Corrao到处“搜刮"到的钱也只够资助其中的一些项目,其他的很多作品最终都是艺术家自己捐赠给了这里。

Pietro Consagra, 《Meeting Hall》(1976)。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迷失在超现实城市

随着我逐渐意识到眼前这些宽阔、空荡的街道和广场,要想将现实与Corrao的梦想结合起来也就变得愈发困难。由于资金短缺,不少作品的状况已经开始恶化甚至从来没有完成过。原本想要带领教徒们一起使用建筑师Ludovico Quaroni 和 Luisa Aversa 1972 年的设计Chiesa Madre(其庞大的体积像是一颗行星支配着整个小城)的牧师觉得没有人在城市规划阶段向自己征询过意见,所以最终也没有在那里讲道,这栋建筑的屋顶随后也坍塌了。

曾经从Alessandro Mendini的《Torre Civica》(1987)传出的民谣也因为对让民众感受到迷惘而不再播放;Salvatore Cuschera的《Scultura Sdralata》(1992)从原来艺术家中意的地点被强制性地移动到了一所学校内;Giampaolo di Cocco由潜艇改造的《Animalia Grandi Naufragi》(1993)已经遭到了两次破坏。“我不知道它是否还值得再重造一次,"他承认道。“艺术和建筑能让一个地方变得很特别,但它们也需要不断地看护。"

除了安装和维护方面的资金短缺,一个后果更为严重的潜在问题也逐渐显现。尽管一些当地的工匠和手工艺者参与了城市新建的工程,但还有更多的地震受害者在一下子被推入这样一个街道宽阔、艺术作品林立的新环境时,并没有太多的安全感,甚至感到迷惘。“城里居住的老年人们对这样一个超现实的环境不知所措,这里不符合他们的需求和习惯,"Cuschera说。

La Grassa的妻子成长在一个与吉贝利纳相邻的营地里,他本人则自相矛盾地表示“尽管那两个小镇(地震灾民的前驻扎区)正变得越来越萧条,但由于各项针对重建的激进活动,那里曾产生过很强的社群感。许多该城的居民已经远离农业劳作的传统和根基许久,又受到了文化程度低和失业问题的阻碍,因此当他们无法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时就选择逃往其他地方。这种猜忌再加上政府的低效和浪费,让这个过分庞大的艺术项目完全脱轨。原本按两万人打造的住房和公共走廊现在只有4000名居住者。艺术家Emilio Isgrò也开始明白“吉贝利纳居民的生存问题并不能只靠艺术来解决。"

Igino Legnaghi, 《Ritmi Sismici 》(1984)。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巴勒莫大学教授Federica Sibilia在2016年对吉贝利纳新城作了一个详尽的研究,而那也是我第一次读到这整座城市所在经受的“萧条"和“身份危机"的困扰。

不过La Grassa却还是站在了Corrao这一边。“有时候,我会尝试想一下这位市长为实现这一宏伟计划所作的每一份努力,"他说。“Corrao不仅要说服和安抚艺术家和建筑师,他还不得不去找资金,和官僚作风抵抗并且要尽量保持与黑手党间的距离。"最后,Corrao就成为了 一个具有远见但因为缺乏支持而无法真正长期监管这一项目的角色。“吉贝利纳是一个超现实的地方,拖拉机就那么停放在全世界著名的艺术作品前,"La Grassa说道,“要完成这些作品的话,主要是取决于我们以及新一代——一群真正开始以新的视角看待这座城市的人。"

一个新的马尔法

幸运的是,吉贝利纳拥有La Grassa这样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对于取得共识这件事情有着充分的信心。他所在的机构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目前正和市政府、Fondazione Orestiadi(戏剧和博物馆机构)、葡萄酒公司Tenuti Orestiadi和其他一些当地企业展开合作,希望能够让这座已经拥有了那么多艺术作品的城市重新焕发活力。

Costas Varotsos,《L'Infinito Della Memoria》(1992)。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La Grassa的小组在“新城市规划"里帮忙设计了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当他无法吸引意大利的基金会或慈善家们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时,La Grassa便把目光投向了欧洲的其他资金和公开征募。2016年,研究中心获得了来自欧盟 L.E.A.D.E.R项目一笔700万欧元的郊区发展资金,主要用于Belice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公共或私人都可)。因此,这笔资金也能被用于吉贝利纳新城一些建筑和作品的维修和完工。La Grassa希望一些国家或国际性的文化机构以后可能使用这些建筑。另外,针对艺术和戏剧的夏令营计划也在进行中,而他也在探索与Marfa形成正式合作关系的可能。显然,Marfa是吉贝利纳在美国的“姐妹城市",而一部有关两座城市相似性的纪录片也正在制作中。

“我们需要吸引有闯劲的艺术人群,当然前提是他们能与当地居们和谐相处,"La Grassa说道。但是并不是只有当地居民需要引起关注。艺术家有时也感到他们捐赠的作品好像沦为了另一种“牺牲品"。Tenuti Orestiadi在一个新的合作项目中已经同意承担米兰Brera学院进行调研的费用,后者将对艺术作品进行评估并指导重修(已经完成的有在Consagra《Meeting Hall》里的Gino Severini作品《Natura Morta》,以及Piero Burzotta的《Orto Botanico》。)

Pietro Consagra, 《Porta del Cremlino》(1996)。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在老作品进行维修的同时,新作品也在不断添加。2017年,双人组合Sten Lex创作了一件大型的三联壁画《Varco》,而艺术家Christoph Büchel最近要将一座Consagra剧院旁的花园改建成一件艺术作品,名为《混凝土乌托邦世界的未开发共生花园—第三风景》(Concrete Utopia Uncultivated Garden of Coexistence—The Third Landscape),以探讨艺术、植物和园艺文化。

市政府方面也已经在《Cretto》遮盖的山脚下修缮了Chiesa Madre、Santa Caterina教堂以及其他的一些建筑。同时,市长也在致力于寻求一些企业合作。最新一个令人颇为兴奋的进展是时尚品牌YSL(Yves Saint Laurent)已经宣布其新的广告宣传将会在Burri的《Cretto》和Chiesa Madre进行拍摄。在吉贝利纳新城长大的建筑师Vicenzo Messina激动地回忆了自己在小时候参与了Orestiadi艺术节上Robert Wilson制作剧目的演出,而他和另外一个本土建筑师Giuseppe Zummo一同为2018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意大利馆提出了根据Consagra被废弃戏院所作的项目。

Marcello De Filippo, 《Grande Area 85》(1990)。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社会和经济研究中心还开设了一个“鲜活记忆中心"(Center of Living Memory),其中包括集合了有关该地区的照片、口述史和文档的网站。同时,作为吉贝利纳新城进行中的文化建设之一,该中心也支持了一项为市民开设的免税新工作计划。Messina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开始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以及他们曾提供过哪些帮助。"经常来这里走动的Cuschera则表示他看到“年轻人对吉贝利纳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艺术历史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好奇和兴趣。"

Franchini也很希望改变吉贝利纳缺乏活力的形象,并鼓励市民们“拿回对自己城市的主权"。他开设了一家办公室并计划进行绿色植物重建计划。Franchini同时也想鼓励当地人自己开店,而且除了那些会把这里作为艺术游路线的客人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担忧。不过他也表示,“要把每件事都完成并打磨到最好,是不可能的。不是每件事情都在控制范围内,你要接受这样的事实。"

梦想的力量

意大利目前正面临着大面积失业和不堪重负的移民危机。那么在这样国家资金吃紧,新的右倾政府已经采取严厉措施的情况下,正在复兴中的“梦想进程"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注意呢?YSL或是Prada是否愿意作出更持久的贡献呢?这些各色各样的提案不由得让我想到越战纪念碑和Ground Zero (9.11恐怖袭击纪念碑)所代表的那段令人愤怒的过去。我们到底要多依赖艺术和建筑来抚平这些伤口呢?

Alberto Burri,《Cretto》(1984–2015)。图片:Courtesy of Wikipedia

Burri的《Cretto》最终在一笔国家资金的支持下于2011年完成。爬上一段倾斜的“街道"以及被风打磨过的角落,我偶尔会被一两匹路过的马惊吓到,接着又碰到了为一部一战时期电影拍摄作准备的几个工作人员。尽管Franchini告诉我新完成的部分更能反映出Burri所希望的那种崭新的白色,但我还是觉得早期完成的那些逐渐发挥的混凝土更能唤起我对于作品底下的悲剧所产生的共鸣。在山顶处,新的风力涡轮机项目(据说是黑手党的投资)却以一种错误的超现实主义并置方式出现在那里。山脚下,Santa Caterina教堂已经根据Corrao的想法进行了重修,现在成为了艺术朝圣者们稍作歇息的地方。

Corrao最后的死亡非常暴力,其一位孟加拉工作人员用象牙雕塑残忍地将他击打致死。(被一个移民手持一件艺术品谋杀,这件事情的讽刺性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座城市是否能够真的恢复它的身份?为《Cretto》的完工成功募集到资金的Nicolo Stabile曾将Corrao形容为“费兹卡拉多"(又译作《陆上行舟》,赫尔佐格1982年的电影),相信拥有梦想的人最终都能美梦成真。"从宏伟壮观的入口标志Consagra的《Stella》下穿行而过,离开吉贝利纳新城的时候,我感受到了La Grassa和Franchini的激情和能量,也对这一次伟大的新实验充满了新的希望。

Mimmo Paladino,《Montagna Di Sale》(1992)。图片:© Fondazione Manifesto

 

 

文 | Patricia Zohn

译 | El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