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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扔钱的态度事不关己,"毒舌Kenny从香港巴塞尔还挖来什么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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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之死。图片:Kenny Schachter

收藏家之死。图片:Kenny Schachter

当我上周在香港巴塞尔艺博会晃悠时,一边在想如果安迪·沃霍尔面对所有这些艺博会、Instagram推文、以及艺术市场如一头无法阻挡的野兽般肆意时,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呢?某些方面来说,他在世时个人最高拍卖纪录是1986年的《200张一美元》(200 One Dollar Bills),当时的售价是38.5万美元。之后,这件作品在2009年以4376.2万美元再次成交。我对他进行了一下“深扒",发现沃霍尔一生只去过一次艺博会,即科隆艺博会(我们下个月科隆见)。我能想象当沃霍尔出现在艺博会上时,应该有一大群随从跟着,飞快地进行自拍,有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展位上进行自拍——这种情形,和“马戏团小丑"杰夫·昆斯在这次香港巴塞尔卓纳画廊展位上逐渐变成他的那些巨型装饰球的样子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我写下这篇文章时,昆斯那件巨型又闪亮的鸟还没有找到它的买家。

每年,香港巴塞尔的展场布置总会有些轻微调整,而今年的艺博会则分为在会议中心的一楼和三楼进行——这也让很多在三楼的经纪人抱怨不已,因为在更容易到达的一楼才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你能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三楼安静得都能“听到蟋蟀声"。“被困在"三楼的画廊主Gavin Brown就表示他已经想家了。尽管长期以来,我和他其实都不怎么处得来,但我觉得他这么说还挺可爱的。毫无疑问,香港对于不少参展商来说确实是离家甚远的地方。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结果我自己也比预计提前一天离开了艺博会——我每次都会比行程安排提早离开艺博会。

我应该发布一个类似于“Kenny的价格表"之类的电子传单。因为众所周知,我经常会和画廊的意愿作对,而把价格公布出来,而他们则倾向于在每一个我参加的艺博会(其实有很多)上都对价格进行保密。这时候,我就放出了一个十分有用的“秘密武器":我的儿子Kai,他将作为价格询问的代理人去收集各种信息,尤其是在卓纳画廊(他们全画廊都有一个政策就是要把我拒之门外)。在纽约,将价格公开是一种规定,不论是把价格贴在墙上或者放在前台——尽管城里的画廊100%都无视了这条规定。

Kai掀开了一幅Rirkrit Tiravanija的遮布,好像太猛了点。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Kai掀开了一幅Rirkrit Tiravanija的遮布,好像太猛了点。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艺术经纪人Christophe Van de Weghe是艺博会的坚定参与者,他认真、勤奋,就像一台机器。他有一幅非常棒的巴斯奎亚早期作品,360万美元的价格也相对合理——即便售价较为保守的原因是画布框上的小瑕疵(否则的话我可能就出手了)。当我告诉他这件作品的价格相当合理时,他回答说,“我的定价一向都很合理。我的作品定价是为了能卖出去而定的,所以我才能卖出很多。"其他经纪人也应该学学他的方法。

香港巴塞尔VIP开幕当天,展览中心涌进了大批人群,这不禁让人担心起到了公众开放日时将会有多么可怕的人流。一位经纪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要躲避人群,开始进行防守。"听起来相当坚定。说到有谋略的对策,我在artnet新闻的前主编Ben Genocchio从军械库艺博会离开后成为了Gmurzynska画廊的合伙人,并在自己的艺博会首秀上卖出了一幅420万美元的莱热(Léger)。他似乎看上去轻松不少,表示画廊工作比起运营网站和艺博会来说简单多了。

每个艺博会上总有那么一些无处不在的艺术家:非常有名的、在艺术市场上风生水起的、以及在画廊或机构展览中获得了广泛认同的。香港也是如此: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乔治·康多(George Condo);画廊大楼、拍卖行甚至在慈善售卖中都能看到KAWS的身影。这位原名为Brian Donnelly的波普艺术家成功将自己的品牌贴到了任何一个地方,除了那些为了抗议西方艺术经纪人和观众而戴上“面罩"的亚洲人?我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面罩)。另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新星,比如303画廊的雕塑家Alicja Kwade(1979年生)、Johann König和Kamel Mennour。我向你保证Kwade那标志性的内部相连的石头和金属管作品,很快就会轰隆隆地出现在你附近的下一个艺博会上。她是否能够维持住这样的能量呢?也许吧。

 

Modern Art上的Nicolas Party作品(需排队购买)。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Modern Art上的Nicolas Party作品(需排队购买)。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画家、雕塑家Nicolas Party的作品在苏格兰Modern Institute画廊以每件3万到6.6万欧元的销售一空,所以应该为他举办个派对(Party)才行;洛杉矶的David Kordansky画廊卖出了一幅Jen Guidi的作品,他们“放肆"地对我说“作品很久前就卖出了,我们不记得价格。"这件双联画售价为15万美元,而Calvin Marcus一幅绿色的小鸡画卖得5万美元。Massimo De Carlo画廊带来一幅(未售出的)Nate Lowman的“玛丽莲"绘画,标价为37.5万美元。来自同一系列的另一件画作,在2014年拍出了近100万美元的价格(我记得这个数字,是因为就在作品售价达到60万美元前不久我把它卖给了Joe Nahmad)。哎,好日子一起不复返了!

 

Massimo De Carlo展位上,Nate Lowman的“玛丽莲

Massimo De Carlo展位上,Nate Lowman的“玛丽莲"换了个发型,就从80多万美元掉到了37.5万美元。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曾经是艺博会老大难问题的艺术家Peter Halley现在成为了抢手货,在Stuart Shave的Modern Art 展位上全部售空,价格在11.5万-12万美元之间(他现在正享受着和乔治·康多一样的辉煌时刻)。我在1996年就率先展出的艺术家Cecily Brown在当时连1000美元都卖不掉,但现在即使有80万美元也很难得到她的作品,而她在Thomas Dane画廊的作品已经轻松卖完。同时,Sadie Coles画廊的展位虽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她还是卖出了Jordan Wolfson(32.5万美元)、Sarah Lucas(14.5万英镑)以及Laura Owens(45万美元)的作品。

 

Peter Halley的作品在Modern Art展位上。他的市场正摆脱了束缚,完全释放。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Peter Halley的作品在Modern Art展位上。他的市场正摆脱了束缚,完全释放。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我很喜欢土耳其画家Haluk Akakçe的作品以及代理他的伊斯坦布尔画廊Dirimart,于是向他们表达了对画廊外墙挂着的一幅看上去很粗糙的兔子画很有兴趣——Akakçe的作品在艺博会上一直被远远地挂在会场某个地方,但我却很喜欢他的作品。画廊主问我是否想看更多的作品,我表示愿意。我们走进了展位里面的一个柜子里,看到他们想给我看的那件作品被放在地上,硬塞在一幅悬挂着的大型绘画下方。

 

Dirimart展位上的Haluk Akakçe。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Dirimart展位上的Haluk Akakçe。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我本想帮忙一起“解放"这件作品,但想了想后还是让Kai来帮忙,但画廊助理还是尊敬地拒绝了我的帮助。当她移动一件家具时,一杯牛奶洒在了其中一幅作品的画布框后面,所以她就忙着去补救这一情况,但事实变得更糟——牛奶顺着框条滴到了另一幅画的表面。每个人都吓坏了,只有助理作出了一个完美的回应:“当然,如果你喜欢这幅作品的话,我们会先把它送到艺术家工作室。"我真的很抱歉。

不经意间,我瞥见一个从纽约来的糟糕身影走进了303画廊的展位。当我忙着躲避他的视线以免被发现时,我听到他在问,“这幅Stingel的作品多少钱"——即便在Rudolf Stingel的作品遍地都是(他也是“无处不在"的艺术家之一)的情况下,他所指的却是Jacob Kassay的绘画。

当画廊工作人员委婉地纠正了他之后,他回答道,“我有这个类型的其中一幅。"和Gavin一样,我再次开始思乡了起来。卓纳画廊带了一件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的作品,和所有过往艺博会的情况一样,320万的作品也没能卖出。这或许是因为卓纳画廊还带来了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政治相当正确的模仿波尔克之作,最终以接近画廊报价但仍十分有竞争力的40万美元卖出。鉴于我在专栏里不断批评他的作品,穆里略最近给我写了一封露骨的匿名信对我进行了威胁,但我希望他并不是出于恶意。我只是一个报道者,而且还有一幅他的早期作品!

说到不喜欢我的人——那真的是很多,其中Lorenzo Rodriguez虽然不是藏家或艺术工作者,但却是艺术活动上的常客。嗯……可以把他称作最近过热的艺术市场诱因之一。在纽约某次晚餐席间,他突然在我的客户和一群非常成功但又感到困惑的朋友面前,对我进行了毫无理由的猛烈抨击。而且在此之前,我和他并没有言语或文字上的交流关系。好吧,我可能是在(艺术市场)过热现象后写了一些自己的经历,还以他为事件主角做了张插图,但难道你不会吗?

 

Beyeler基金会的派对。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Beyeler基金会的派对。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在艺博会上度过一天后,Kai坚持要参加Sam Keller的狂欢派对——不,我是指Beyeler基金会(编者注:Sam Keller即该基金会总监)的社交晚宴,会有明星DJ Seth Troxler坐镇。其实我早就知道了这一消息,这还得感谢我和他共同的会计师。我和Sam有很长时间的交情,而且我从各方面都机会对他推崇备至,除了有一次我们俩的孩子在迈阿密出去了一晚后好几天都没回来。在进入派对的门口我就遇到了Lorenzo,我猜他可能仍对之前发生的事情很不高兴,所以直接就向我冲了过来。而且是在Sam,还有Kai的面前。老实说,我是个胆小鬼(除了站在键盘后),而且从小就有不少被霸凌、殴打的记忆。时至今日,现在应该仍有不少人会乐意看到我被痛扁一顿,其中还包括奥斯卡。

就在Lorenzo拼命挥舞的拳头将要打到我脸上,而我正试图用上臂挡过这一劫时,Kai跑了过去制止了Lorenzo的拳头。和我一起抵达的艺术经纪人“朋友",站在一边狂笑不已,这既没什么帮助也无法证明他其实想看着我被KO。我建议Lorenzo应该去亚马逊上淘一本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1936年的经典著作《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赶紧去吧!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与Seth Troxler在Beyeler 派对上。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与Seth Troxler在Beyeler 派对上。图片:by Kenny Schachter

如果文章审核很严重,我可能会因为在artnet上的文章而自杀,也就是把自己写死了。我写的东西如果导致我被打的话,稿费可能连支付医疗费都不够。至少派对还是不错的,非常疯狂(以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而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还以DJ的身份出现。我已经找不到语言来形容一个音乐人脸上的高兴劲儿——非常有感染力,很漂亮——而沃尔夫冈则任由汗淋淋的人群吞噬着他的手。提尔曼斯在卓纳画廊位于新恒基(H Queens)大楼内进行的展览也不赖,花上12万美元能买到一幅全尺寸的摄影作品(抱歉,我还是没有忍住)。当我的孩子陪在我身边时,很有趣。但他们也会把我当作其实我很需要的超我角色。他们也能帮我挡住拳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或许我也不会因为Kai离家时忘记关灯,而对他大吼。

尾声

 

谢谢你,我吃饱了。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谢谢你,我吃饱了。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人们在香港巴塞尔艺博会上以事不关己的方式扔钱,先说我可没这么做,至少他们没吞下当地美食,比如像鸡腰子和水煮肺片,味道还不错。我敢打赌,谁吃谁腹泻,我还吃了海蜇,甚至在我还处于上次夏天带给刺痛之后的修整期间。噢,那晚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位年轻画廊员工提到她的老板心恍恍惚惚地就失去了弗朗西斯·培根的三联画(或者这是我的幻觉?)。艺博会的生活就意味着需要在短时间内的加速步伐,没有来自外界的动态、锻炼或者有许多非艺术相关的刺激——这是一场容纳所有的感官之旅(那是艺博会正该发出作用的时候!)。

而这样的缺点是:长途航班为细菌提供了舞台,从今年1月底以来我就一直生病。在前往北京的途中,我亲眼目睹了不太有素质的打喷嚏方式,导致我的感冒直到今天还没好。在回家的路上,大病再次袭来,细菌从口中喷薄而出,导致我不间断地咳嗽。抗生素成为了我的新式维生素,我的新KAWS医用面膜将派上用场。你可以用“艺博会/拍卖会炎"这个名词对有旅游诱导性的慢性免疫障碍进行分类。显然我的肺跟这个病症过不去。科利尔兄弟综合症(Collyer Brothers Syndrome,又称储物癖)是以这对兄弟的姓名而命名的疾病,1947年他们因过度收集垃圾而被害死。尽管这次我逃离了这一轮,没有买任何艺术品,但我还是很容易分辨出这场艺术奥德赛之旅中,哪些人购买了艺术品。想象一下艺术品堆积如山的藏家们……Dirimart画廊那已经拥挤不堪的展位可能会更加拥挤。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居然没人被那么多重量级的艺术品压到窒息。

至于中国,也许这个受到严格管控的国家可能会占领世界,以互联网速度吸收资源和知识产权,但同时也具备一位特级象棋大师的耐心,也许他们确实会成功。一旦你品尝过软炸鸡肉球,这还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吗?至少,最有可能的是,审查人员会免除你阅读这篇专栏的痛苦。

译:Elaine & Weixin 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