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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的曲高和寡还是策展战略?希腊场卡塞尔文献展在政治危机中带来一场影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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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骑士们牵着马于雅典卫城的下方经过,他们即将开始从雅典到卡塞尔的百日骑行旅程, 此活动由艺术家Ross Birrell组织。图片: Louisa Gouliamaki/AFP/Getty Images

4月9日,骑士们牵着马于雅典卫城的下方经过,他们即将开始从雅典到卡塞尔的百日骑行旅程, 此活动由艺术家Ross Birrell组织。图片: Louisa Gouliamaki/AFP/Getty Images

万众瞩目的第十四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rta 14)终于在4月8号面向公众开放。就在开展的前一天,同时也是在希腊60亿欧元的债务危机截止日前,希腊与欧盟财长签署了新一波关于对希腊进行第三轮财政救助的协议。

4月7日晚,受到抗议示威者的影响,城市的中心主路已经被暂时封锁了起来,同时其它的主路也都纷纷竖起了安保围栏以确保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能够顺利参加本届文献展的开幕。如同策展人Adam Szymczyk在此次展览中策划的其他环节一样,这个巧合看起来就像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然而,那些时常让观众困惑不已的环节也许实际上正是策展团队刻意为之的结果。就比如,官网上列出了作曲家Jani Christou的作品《Epicycle》在文献展具体的表演日期和地点,作品的创作时间是“1968-2017年"。实际上,Christou这位来自希腊的极简主义作曲家在1970年就因车祸意外去世了,但并不知情的观众们显然是冲着现场表演来的。

结果,《Epicycle》这件作品演变成了一次发散音乐理念的冥想和沉思,而非一场真正的表演;这件作品邀请观众们去思考音乐对于艺术经历的“连续性"。“任何希望加入到这个连续体当中的人都将受到欢迎,"Christou的原话被作为这个表演项目的解释说明引用在了文献展的网站上。因此,这位作曲家将《Epicycle》所包含的内容延展为一个适用于整个文献展展览的概念:这将是一个对所有参与者的邀请。

如果这听起来很让你困惑,那么诚实地告诉你,它确实是很令人费解。在考察了本届文献展的许多场馆后,这个概念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作为一个主动的参观者般积极“希望参与",至少艺术界以外的人们不会。

Nevin Aladağ, 《Music Room(Athens)》,2017年,雅典音乐学院,documenta 14。图片:Mathias Völzke

Nevin Aladağ, 《Music Room(Athens)》,2017年,雅典音乐学院,documenta 14。图片:Mathias Völzke

尽管如此,“兼容"的概念在雅典音乐学院展厅里那些以音乐为主题的作品中还是得到了突显。在这座建筑的观景台上,来自挪威的艺术家Joar Nango用从世界各地原住民聚集地收集来的不同元素组建了一个囊括不同社区部落的小村落。来自Sámi族的创作者则希望把作品做成一个集移动影院、表演和集体烹饪为一体的装置艺术,并将在第一天全天展示。当不用进行舞台展示时,作品所在的位置将变成孩子们的游乐场,或是一个为疲倦家长们准备的休息区。

4月7日预展日现场,人们在观看来自艺术家Daniel Knorr的《 Artist book》。图片:Milos Bicanski/Getty Images

4月7日预展日现场,人们在观看来自艺术家Daniel Knorr的《 Artist book》。图片:Milos Bicanski/Getty Images

移步至楼下, 你会发现艺术家Daniel Knorr的作品占据了整个建筑的中庭。Knorr站在一堆废弃的材料当中,并从这些废弃物当中搜索出一些有意思的小玩意并将它们分别粘到书的内页上,使之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家之书。这些图书作品每本定价80欧,所得资金用于资助艺术家此后在卡塞尔展出的作品创作。这件创作中的展品将以烟雾从Fridericianum博物馆内不断冒出的形式呈现。

纵观这一展厅,在包括表演作品在内的众多参展作品中,只有少数能够脱颖而出。其中就有电子音乐界中稀有的女性灵魂人物Pauline Oliveros的重要作品,又或是具有实验性但转瞬即逝的Scratch Orchestra乐团的作品。如果观众们没有预先了解这些艺术家的话,那么将很难走进去并与之产生共鸣。

总体来说,传统的墙上作品标签这次并没有出现,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取而代之的是地上列有作品标题的长卷轴,它们被带有艺术家名字的长方形大理石片固定于适当的位置,以防被观众拿走,或是还没拿出来展示。

此外,Nevin Aladağ的表演作品让整个场馆都活了起来。古灵精怪的她将家具改造成了乐器,这些乐器每天都会被不止一次的即兴演奏激活起来;现年86岁的实验作曲家件兼著名学者Alvin Lucier在现场表演了他的重要作品《I Am Sitting in a Room》,该作品利用空间的自我频率和反复性来与房间场域形成共鸣,也俘获了观众们的心。

可能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展示作品都是由音乐作品组成,相对于实体艺术品而言,音乐作品天生具有一种不稳定性。然而,对于绘画、雕塑和装置作品的展陈安排似乎也刻意显得不那么合适。在我们认定不同的创作媒介不存在明显等级差别的前提下,这些绘画类的艺术作品大多都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

Beatriz González, Decoración de interiores, 1981年,雅典音乐学院。图片:Mathias Völzke

Beatriz González, Decoración de interiores, 1981年,雅典音乐学院。图片:Mathias Völzke

例如来自哥伦比亚艺术家Beatriz Gonzalez带来了一件巧妙而又引人注目的作品《Interior Decoration》。这是一条140米长的窗帘,在上面展示着当时哥伦比亚那极具争议的总统Julio Cesar Turbay Ayala与一小圈客人进行娱乐活动时的场景。艺术家与纺织品制作者合作创作出了这件既具有装饰性又可以无限重复的派对图案布料,它甚至可以以米为单位进行预定购买。然而,这件借展于英国泰特博物馆的作品并未得到其实际大小所需的展示空间,无论是从绝对的大尺幅展示还是给观众应有的视觉冲击效果而言,都大打折扣。

Nairy Baghramian,《Drawing Table (Homage to Jane Bowles)》, 2017年,综合材料,希腊国家当代美术馆(EMST), documenta 14,图片: Mathias Völzke

Nairy Baghramian,《Drawing Table (Homage to Jane Bowles)》, 2017年,综合材料,希腊国家当代美术馆(EMST), documenta 14,图片: Mathias Völzke

在本次展会的另一场地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EMST)中也充满了这种故意为之的“错误"设计。伊朗艺术家Nairy Baghramian今年的新作《Drawing Table(Homage to Jane Bowles)》是少数专程为本次文献展创作的作品之一。该作品巧妙地在多层次的叠加关系中找到了平衡,而这些被组合在一起的物品均来自美国作家Jane Bowles的一个短篇故事。这件复杂的作品置于艺术家Ashley Hans Scheirl色彩明亮的作品一侧,挤在本就摆满了玻璃展台的墙角。

同样被放在角落的还有Yael Davids以诗人Else Lasker Schüler那本难懂的传记为核心创作的考究的装置作品。艺术家Moyra Davey也带来了一件较为深刻的摄影作品,其中的图片都是她从位于纽约州的家中以信封邮寄的形式寄给在雅典的文献展策展人的,这件作品也和其它作品一起挤在狭长的房间走道内进行展示。

Moyra Davey,《Portrait/Landscape》, 2017年,打印、装置,希腊国家当代美术馆(EMST), documenta 14,图片: Mathias Völzke

Moyra Davey,《Portrait/Landscape》, 2017年,打印、装置,希腊国家当代美术馆(EMST), documenta 14,图片: Mathias Völzke

走下楼去,你会看到一个几乎被部族仪式的面具和木雕占据的展厅,它们均来自Kwakwaka'wakw族的艺术家Beau Dick,可惜的是这位艺术家于文献展开幕前不久的3月27日去世。但在该展厅周围还出现了一些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虽然这样安排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总体而言影响了人们对Dick作品的观赏。

Beau Dick,来自“Atlakim

Beau Dick,来自“Atlakim"系列的22个面具, 1990年至2012年,综合材料,希腊国家当代美术馆(EMST), documenta 14,图片: Mathias Völzke

还有其它的一些展陈安排也令人十分不解,不过这其中一些很明显是艺术家自己的决定。Douglas Gordon带来了他的最新影像作品《I had nowhere to go》,这件作品基于立陶宛电影制作人Jonas Mekas的同名自传而创作,展出地点是一个隐蔽于内庭中的本地传统露天影院。影片首映时,四周的枝叶生长的过于茂盛以至于模糊了屏幕,但也没有对其进行处理。当影片结束后,被问及树枝的问题,Gordon则表示不明白为何要将其砍去。

Douglas Gordon,《I had nowhere to go》,2016年,自超8毫米影像转换而成的数码视频,雅典 Municipal Cinema Stella,图片: © Douglas Gordon/VG Bild-Kunst,Bonn 2017,documenta 14,Stathis Mamalakis

Douglas Gordon,《I had nowhere to go》,2016年,自超8毫米影像转换而成的数码视频,雅典 Municipal Cinema Stella,图片: © Douglas Gordon/VG Bild-Kunst,Bonn 2017,documenta 14,Stathis Mamalakis

令人更困惑的是,在许多作品不得不挤在一起的同时,某些作品却可以享受充足的空间和长篇的说明文字。

波兰艺术家Piotr Uklanski那令人好奇的项目占据了一整个展厅,像是处在一个灰色墙面的博物馆。Piotr Uklanski邀请了艺术家双人组McDermott& McGough将他们2001年创作的“Hitler and the Homosexuals"系列与他自己的作品共同展出,后者改编自纳粹导演Leni Riefenstahl的著名纪录片《奥林匹亚》。展厅中,你除了能看到Uklanski那些无趣的画之外,还能读到略带挑衅意味的文字说明,作为对作品标题《The Greek Way》中双关语的解释或者说是种自我辩护。

一位女士正站在作品《The Greek Way》前观赏。图片:Milos Bicanski/Getty Images

一位女士正站在作品《The Greek Way》前观赏。图片:Milos Bicanski/Getty Images

作为展场之一的贝纳基博物馆(Benaki Museum)是众多以叙事为核心内容的作品的展出地。其中,以色列艺术家Roee Rosen带来了一件以黑色幽默嘲讽二战的旧作《Live and Die as Eva Braun》。这件创作于1995年至1997年间的作品以大量的文字和绘画作品占据了整个展厅,假想了希特勒的秘书与情妇最后的时光。这件作品在以色列博物馆首次展示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除了作品都关于叙事之外,为何策展团队会选择将Rosen这件极其戏谑的作品和泰国艺术家Arin Rungjang的《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Tomorrow we will become Thailand)》一同展示,不解的观众也只能自行揣测了。Rungjang这件创作于2016年的作品将发生在曼谷民主纪念碑及雅典国家技术大学的2个故事串联起来,这2个地方都是著名的暴动地点,而后者更是1973年反对独裁Junta流血起义事件发生的地方。

毋庸置疑,今年文献展的政治性极强,在各大展场都可见到不少深刻而吸引人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的呈现方式却使其丧失了应有的实际影响,就像是在否定作品的物质性。伴随着叙利亚毒气袭击以及特朗普政府采取报复性空袭等新闻的出现,文献展开幕的头几天一直因媒体上层出不穷的遇难图片而笼罩在阴云之中。电影人组织Abounaddara Collective的成员、叙利亚电影制作人Charif Kiwan也在文献展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这个问题。既然受害者连应有的尊重都得不到,又何须在乎美或不美呢?

在那些纯粹摆姿态的仪式性事务上也是做足了噱头。上周日,一支马车队开始了由雅典卫城的南坡前往德国卡塞尔的百日征程。这其实是艺术家Ross Birrell作品的一部分,还包括几场户外演讲、一份很长的对出资者感谢名录、以及路边的游客咖啡厅,并为马车队举行了欢送仪式。

如此“意外"的文献展究竟是一种自导自演的迷惑策略还是对于成功办好一次盛会产生了倦怠,这些都有待观察。不过,开幕周期间的另一场与文献展无关的展览倒是被普遍给予了更好的评价。

Michael Landy,展览“BREAKING NEWS-ATHENS.

Michael Landy,展览“BREAKING NEWS-ATHENS." 在艺术机构NEON呈现,在雅典 Diplarios School举行。图片: 致谢Hili Perlson

这一展览在Diplarios School的一栋空置的大楼中举办,艺术家Michael Landy为展览取名为“BREAKING NEWS-ATHENS."。艺术家使用了雅典街头收集到的涂鸦和网络上征集而来的图片、标语和展示希腊当下处境的精辟评论文字,并在当地艺术家的帮助下将它们蚀刻在表面涂有陶土的纸上,再悬挂在空教室、会议厅、甚至厕所的墙上。而那些提议被艺术家采纳的人会在6月11日展览结束后获得这些由他们参与设计的艺术品。

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German Kulturradio的采访时,策展人Szymczyk表示文献展并未打算太过关注雅典本地的艺术环境,因为这会使得办展的思路变得狭窄。只可惜这样的策展策略最后通常会呈现出曲高和寡的效果。

译:Liu Ye,Wenjia S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