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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石墙艺术":性解放思潮如何解放了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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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Rolston,《I Am Out Therefore I Am》(1989)。图片:©the artist

Adam Rolston,《I Am Out Therefore I Am》(1989)。图片:©the artist

在1969年6月的一个夏夜,纽约市的警察对曼哈顿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一家同志酒吧——石墙酒吧(Stonewall Inn)进行了突袭检查。对于警察来说,这是惯常的“执行公务"——大概每个月都会有一队警察去突袭黑手党经营的场所,他们缉查酒精(石墙酒吧没有酒牌)、逮捕变装者(在当时的纽约,“变装"成异性是违法的),并经常从业主处收取“保护费"(译者注:自二十年代“禁酒令时期"以来,黑手党和警察就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警察以“执行公务"为名收取保护费,酒吧按时缴纳以维持正常经营)。但对于这里的顾客来说——其中大约有200名同性恋人士、“变装皇后"(Drag Queens)、跨性别者(transgender people)、妓女等人群——这次突袭宛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紧张局势加剧,人群聚集、暴力随之而来。骚乱持续了几天,并逐步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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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50年前的这场“石墙"暴动,今日的艺术光景是否大不相同?

虽然有组织的同性权利斗争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但“石墙暴动"(Stonewall Uprising / 也称“Stonewall Riots")是现代LGBTQ解放运动的催化剂。像“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这样的组织就是在“石墙运动"之后创建的。报纸和杂志上纷纷大篇幅报道相关内容。骄傲游行(Pridemarches)成为全国各城市的每年一度重要的纪念活动。

“石墙运动"后随之而来的同志解放运动不仅极大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也深刻影响了许多艺术家。然而在艺术史中,这种影响却长期被忽视。我们应当思考:如何用艺术如何定义这个时代?艺术家在社会演变中是何种角色?他们提出了哪些问题?又描述了哪些事物?

由哥伦布艺术博物馆(Columbus Museum of Art)主办的里程碑式展览“石墙运动之后的艺术,1969-1989"(Art after Stonewall: 1969–1989)分为两部分,分别在雷斯利-罗曼同志艺术博物馆(Leslie-Lohman Museum of Gayand Lesbian Art,展至7月21日)和纽约大学格雷艺术画廊(Grey Art Gallery,展至7月20日)拉开了帷幕,试图回答以上的一些问题。展览由艺术家兼历史学家乔纳森·温伯格(Jonathan Weinberg)、泰勒·坎恩(Tyler Cann)、德鲁·索耶(Drew Sawyer)共同策划,展示了在“石墙暴动"发生之后二十年间的250件艺术作品。它们松散地围绕着主题展开,将那些常常提及的艺术家们,比如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大卫·沃伊纳罗维茨(David Wojnarowicz)、基思·哈林(Keith Haring),以及很多并不为人熟知的艺术家的作品,共同呈现在我们面前。

“石墙运动之后的艺术"自4月开幕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这其中的缘由不言而喻。该展览不仅将这段历史绘于艺术史版图之上,也与当下时代的文化精神共情。温伯格对artnet新闻说道:“如今,我们痴迷于自主的权利。人们非常焦虑,觉得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常常回溯曾经那个时刻、那场事件,并将其视为某种自我宣言。"但他也很快注意到,那个时期其实并不构成一场运动,因为其本身没有固定的系统、规则、程序或明确的审美。那它是什么?

为了找到答案,artnet新闻与温伯格进行了交谈,以了解“石墙"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流行之前艺术史中的一些主要议题,但这当然不是全部。

出柜(Coming out)

Peter Hujar,《Gay Liberation Front Poster》(1970)。图片:Courtesy of the Leslie Lohman Museum

Peter Hujar,《Gay Liberation Front Poster》(1970)。图片:Courtesy of the Leslie Lohman Museum

1969年之前,争取同志解放的斗争就已萌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柜"(coming out,直译为“走出来")的概念得以确立。“这是同志解放史上一个巨大的观念转型,"温伯格说,“6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让同志解放运动转型、为了让我们有所作为,我们必须‘走出来'。"

“展览‘石墙运动之后的艺术'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宣言性的。它们宣言——‘我们在这里'、'这就是我们'、或者‘这是我们想要做的、这就是我们的感受'。很多作品是关于可见性(visibility)和社群的创建。"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温伯格指出了“后石墙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图像之一:“同性恋解放阵线"的招募海报。由Peter Hujar拍摄,并由他的伙伴(也是“同性恋解放阵线"的创始人)Jim Fouratt设计,这张海报展示了几十名年轻人在纽约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上行走,仿佛在公共游行。但图像其实并非游行,它只是拍摄于一个清晨,Fouratt将朋友们聚集在一起。

我们看到(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照片中的每个人都是高兴的。今天,我们可能将“骄傲"(Pride)与幸福联系在一起,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他们希望看起来不同于前一代为同性恋权利而斗争的人,"温伯格解释说,“前辈们穿着领带和夹克,看起来非常严肃和“异性恋"。但这些人更像是漂亮的嬉皮士,年轻而美丽。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不够严肃。形式主义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当艺术被单一信息化或作为宣传工具时容易带来问题。但我认为很多等级实际上已经开始从艺术世界中消失。"

不需要谁的许可

Shelley Seccombe,《Pier 52》(1978)。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Shelley Seccombe,《Pier 52》(1978)。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在Hujar照片中所体现的另一个观念是占领公共空间。同志不再聚集在特殊的酒吧或私人社区——他们开始走上街头。

温伯格说:“这些空间是受到政府的监管和控制的。在60年代,这个观点不是为了吓唬任何人。而在70年代,不再有人去请求许可。"

纽约的西侧码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是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一个废弃的同志避风港。1973年,一辆水泥车导致西侧高速公路的一部分坍塌,这使南边成为了一个封闭的区域。在高速公路下面,哈德逊河沿岸废弃的工业空间和露出的破旧混凝土地表成为了巡航出游、吸毒和日光浴的热门据点——也成为了艺术创作的舞台。

温伯格指出,像Vito Acconci这样的艺术家就使用该场所作为行为表演的场地。而Gordon Matta-Clark则将邻近的工业建筑“切开",作为他自己的观念作品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摄影师乐于将镜头对准码头上形形色色的人们。伦纳德·芬克(Leonard Fink)的镜头更加私人化,他近距离拍摄裸体日光浴的朋友们。阿尔文·巴尔特罗普(Alvin Baltrop)则在远处拍摄,他的照片中充满着一种“偷窥感"。

禁忌

Catherine Opie,《Raven (gun)》(1989)。图片:©Catherine Opie, Courtesy Ragen Projects, Los Angeles and Lehmann Maupin, New York and Hong Kong

Catherine Opie,《Raven (gun)》(1989)。图片:©Catherine Opie, Courtesy Ragen Projects, Los Angeles and Lehmann Maupin, New York and Hong Kong

当然,60年代末的同志解放运动紧随性革命而来并非巧合。艺术中传统性别建构的破坏是寻求消除固有性习俗(的行动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值得记住的是,1969年,在大多数美国地区,同性恋行为即使是发生在自己卧室这样隐私的地方也是非法的,"温伯格与安娜·康兰(Anna Conlan)在“石墙艺术之后的艺术"的展览画册中写道,“对于许多艺术家而言,性犯罪是荣誉的象征。“

让我们看看展览“非法性行为"(Sexual Outlaws)和“性欲的运用"(Uses of the Erotic)这两个特别展区中呈现的艺术家们:南希·格罗斯曼(Nancy Grossman)、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和蒂·科琳(Tee Corinne)等艺术家以拜物主义、捆绑和SM作为挑战禁忌极限的方式。而其他一些艺术家则是使用一些明显的“性行为符号"——例如Lynda Benglis在《Artforum》上刊登了一张自己的裸体照片,画面中她将假阴茎插入阴道。

另一方面,一些艺术家则转向关注情色的精神力量。这里温伯格间接提及了Mildred Thompson和Harmony Hammond这样的艺术家,他说道:“这是一种肉体性的、感官愉悦的艺术创作以及作品本身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它不一定是关于生殖器或高潮,但也有可能有关。"

愉悦!

Keith Haring,《National Coming Out Day》(1988)。图片:©Keith Haring Foundation

Keith Haring,《National Coming Out Day》(1988)。图片:©Keith Haring Foundation

令人兴奋的观念主义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已不再具有那么强劲的艺术话语权,而与此同时兴起了反感性的艺术风潮。温伯格说:“企业通货紧缩、等级制度被破坏、媒体全方面覆盖。东村(East Village)的画廊数量激增,你甚至可以在墙上挂任何东西。绘画的时代重新回归,一切都嘈杂而繁忙。重点是——不再有所谓的'学院'来批准任何东西。"

凯斯·哈林在前往迪斯科舞厅的途中喷绘了城市的街道。在7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过气"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重回人们视野,而被左翼艺术评论家戏称为“已经告罄"的让-米歇尔·巴斯奎亚(Jean-Michel Basquiat)也再度爆发。

“这些被纽约艺术界精英认为是腐败的事物却如此富有魅力。曾经,在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行为间仿佛有种约定俗成的规则,然后有这么一代年轻的艺术家闯了进来,说‘让这些规则都见鬼去吧'。"

 

文丨Taylor Dafoe

译丨Siyu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