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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的反思: 几十年来,我们的报道充满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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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2018年4月刊,整期杂志以“种族

《国家地理》2018年4月刊,整期杂志以“种族"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图片: Courtesy of National Geographic

一百多年来,《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一直通过典型的西方视角向人们呈现全世界各种波澜壮阔的盛景和不同的人种,但也落下了带有殖民主义(如果不算是彻底的种族主义)色彩的诟病。这次,杂志则将视角对准了自己。

《国际地理》的4月刊特别就“种族"这一话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审视:有关种族的社会构成的理论;黑人驾驶者的种族犯罪分析;具有历史传统的非洲裔美国人学院在如今的再次复兴;由于美国国内人口构成变化所引发的日益激烈的紧张对立状态;还有巴西艺术家Angélica Dass名为“Hamanae"的项目,其中拍摄了全球4000多人的肤色,并与Pantone的色彩盘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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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家地理》杂志主编Susan Goldberg的一封介绍本期专题的开篇信件,更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其中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期专题的任务:“几十年来,我们的报道都是充满着种族歧视的。为了跨越这样的历史,我们必须直面过去。"

《国家地理》作为一本象征主流品味的杂志,也影响了数代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视角,因此它这次的“自我审视“,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也成为了一起不小的事件。两周前,Goldberg的文章就开始在媒体上获得了广泛关注,并引起了各种争论。这似乎也合乎情理,毕竟已经拥有130年历史的《国家地理》杂志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体品牌,他们宣称自己在各大平台上的粉丝已经达到了3.5亿,这也势必会形成相当规模的公共对话。

《国家地理》的这次自我检视也与目前老牌媒体重新审查自己过去的历史盲点这一大趋势,有些不谋而合。其他媒体像是《纽约时报》最近就推出了为那些在纸媒时代被忽略的女性撰写讣告的项目。尽管这期“种族"专题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尤其是专题封面使用了一张黑白两种肤色的两个异卵双胞胎女孩儿的照片,以说明种族已经是一种社会结构问题,但这一态度和立场所吸引的大量关注仍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类似态度的专题出现。

Goldberg的这封信是建立在John Edwin Mason的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后者目前在弗吉尼亚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任教,教授非洲裔历史和摄影史。Mason作为在南非文化和人权摄影师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研究方面的专家,此次受委托对《国家地理》的档案进行挖掘和研究,以探索在杂志4月刊的语境中,《国家地理》的历史该得到怎样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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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Mason讨论了他的研究过程、《国家地理》是在怎样的语境下成形的,以及1960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是如何慢慢改变了这本杂志的报道对象,就如同今日正在发生的各类社会运动又再一次重塑了杂志的重心。

历史学家John Edwin Mason。图片:courtesy John Edwin Mason

历史学家John Edwin Mason。图片:courtesy John Edwin Mason

artnet新闻艺评人Ben Davis x 历史学家John Edwin Mason

首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

当Susan Goldberg邀请我时,她向我介绍了这期有关种族问题的特别期刊,而我觉得这势必会引来很多注意力。杂志邀请到了很棒的写作者来撰文,而我也认识其中一些摄影师,他们都很棒。而且,我也知道这些人会在挥舞着拳头前先用他们的故事说话!“这期内容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涟漪。"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因此我就开始进行研究工作,杂志也随后出版了。不过大众的焦点似乎都在Susan Goldberg的那封信上,而不是种族问题本身。但我觉得后者才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同时,我也感到很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人们对《国家地理》倾注了多少情感。我想着大概是因为《国家地理》对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是那些像我一样的非裔美国人而言,都是成长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不带任何质疑地就接受了它。

《国家地理》把我带到了那些我从未去过,或者根本不可能去到的地方;它也向我展示了一个千奇百怪的世界。我想说的是,我成为了一名研究非洲的历史学家,这是否也会《国家地理》有些关系?或许是可能的。我想去到一些在杂志里看到过的地方,看一看那里的人。

《国家地理》里那些精彩的图片,应该是它成功的重要因素吧?

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大约在1960年代中末期到70年代早期,也就是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杂志的图片可能也就是普通——后来的摄影图片确实变得越来越好,但真正吸引人的是照片展示的内容。

我想它应该是第一本全彩页杂志。

当然,摄影作品大大提高了杂志的销量。他们从很早开始就使用了彩色印刷,即使这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工序。二战前,在Kodachrome(由柯达公司生产的世界上第一款成功大量销售cesena正片胶卷——译者注)诞生以前,彩色的《国家地理》就已经称得上是十分耀眼了,就和当时的《生活》杂志一样,只不过用的纸张和照片复制技术更胜一筹。人类都是视觉动物,所以我们都十分喜爱看这本杂志。

你当时收到的研究要点是什么?

其实并没有特定的结果,他们让我进入杂志的文献库,找到杂志曾出现的和种族、有色人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关的内容,然后向Susan Goldberg告知我的发现。

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当《国家地理》这样的私人机构对我说,“请来参观我们的文献库“时,那就是最棒的事情了。

当然走进杂志的文献库对于这一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想看看当时那些未能出版的照片。你知道,当摄影师去执行拍摄任务时,他/她会带回来许许多多的照片,其中很多都无法出版。所以,如果能看到当时的底片,或者一些摄影师工作时的照片,会让你了解到摄影师当时看到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以及他们正尝试拍摄什么样的场景——在新闻和纪实道德规范完全成型前,很多照片都是摆拍的。你能感受到一个视觉场景是如何被摆放在一起的。

所以,我很感激能在档案库里度过这么一段时间。但我毕竟也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华盛顿,我还有授课和其他的写作任务要完成。因此,我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图书馆里进行了很多研究,图书馆藏有自1880年起的每一期《国家地理》,装订成很多册。

我当然无法完成所有材料的阅读。所以比如说,我可以先随便翻阅一下二战前那段时期的杂志。当然,这样的说法是过于随意的,我其实是非常系统性地选择了我要阅读的年份。

C.P. Scott肖像(左)和H.E. Gregory肖像(右)。1916年的一期《国家地理》主要介绍的是澳大利亚,当时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称为“野人“,被认为在

C.P. Scott肖像(左)和H.E. Gregory肖像(右)。1916年的一期《国家地理》主要介绍的是澳大利亚,当时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被称为“野人“,被认为在"所有人类中智力排名最低“。图片:courtesy National Geographic

所以你是抽样进行了研究。

对。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二战后那段时期,原因有两个。首先,现在的美国人受到了很多二战时期问题的影响;二是因为二战后美国开始晋升到了世界霸主的地位。那段时间也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这也很有可能影响了《国家地理》刻画有色人种的方式。当然,那也是亚洲和非洲逐渐摆脱殖民时期的阶段。

这些因素必然也会影响到《国家地理》展示世界的角度,而且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虽然和我想象的方式还是有些出入。

对于大众来说,我觉得“国家地理摄影"这个专门词汇已经代表了一种受欢迎的人种志摄影风格。在你发现的材料里,有什么让你惊讶的地方吗?

从很多方面来说,《国家地理》都已经为被我称作新闻报道摄影的形式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尤其是从1970年代开始,杂志的摄影图片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国家地理》的摄影一直是一种大众的风格:它鲜少有锋利的边缘;它很少对观者发起挑战。

你的意思是它并不会为读者带来某一地方意料之外的东西?

如果指的是读者期待的一个充满异域、陌生感的地方,那《国家地理》做到了。但如果说是让读者在社会学和政治层面有意料之外的收获,那恐怕还是比较欠缺的。

我在阅读资料中发现有一种超出我预期之外更为彻底的缺失。我主要研究阅读的是去殖民主义时期的资料。我发现有关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建立和在亚洲、非洲滋生的民族主义观念在整个那段时期的《国家地理》中几乎是完全不见踪影。我看不到有关现代都市非洲人的生活展示,或是那些推动这些运动发生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身影。我看到的只有很少量的城市化的非洲景象,同时我也没看到有关非洲人在自己的大陆上彼此建立联系或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运动。

任何阅读《国家地理》的人都理应对这些新崛起的国家感到震惊,而且尚未准备好理解为何这一切正在发生。我本来认为《国家地理》的态度在那时可能是比较模糊,模棱两可的,但却没有料到他们却几乎完全将这些运动置之一边。这倒是令我很惊讶。

那些斗争实则是美国民权对话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例如马丁·路德·金前往非洲,在他的演说《一个新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ew Nation)中讲述这一社会变迁。

在加纳独立的时候,时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也在场!这些外交政策精英们十分重视拉拢这些新诞生的国家。当时的外交关系其实非常复杂,英国和法国作为非洲的殖民国同时也是我们美国的盟友。无论如何,其他媒体都强烈地表现出对这些事件发生的关注。

我非常了解《生活》杂志。我正在撰写一本有有关戈登·帕克斯的书,以及一篇有关《生活》杂志中呈现的非洲的文章。《生活》在这个方面投入了很多关注,但谈不上完全的好或是坏。

我之前刚刚在阅读你写的关于《生活》杂志的文章,里面你谈到在面临冷战和民权斗争的环境下,杂志基调是如何反映出了一种妥协态度。

《生活》杂志带有一种不是令人那么舒服的矛盾感。毕竟,这本杂志的整个生产团队几乎都是成长并习惯于一个种族隔离社会中的美国白人,而且很多人还会对非洲裔美国人、非洲人和亚洲人进行自治的合理性感到质疑。

另一方面,《生活》团队里又有很多对隔离非常反感的人,他们坚信非裔美国人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殖民主义自身可能也有问题。《生活》杂志雇佣Gordon Parks总有个理由,不是吗?它并没有雇佣第二个Gordon Parks。他是当时团队中唯一且仅有的一个长期担任编辑的非裔美国人。但无论如何,他都在那里出现过。

因此,《生活》其实是充满矛盾性的。但在《国家地理》里,你完全感受不到那种矛盾。

事实上,你能感受到杂志中充满了拥抱欧洲和美国殖民主义的积极态度,因为菲律宾、波多黎各、夏威夷以及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大陆都受到过殖民。《国家地理》似乎很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共识:即白人理所应当支配这个世界,北美和西欧人的规则即是合理。这样秩序被视作人类进步法则的自然产物,将白人尤其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置于了顶端,而他们的责任是要尽其所能带领亚洲或非洲大众脱离黑暗,迎来文明的光辉——因为这两个大洲的人民没有能力独立做到这些。他们需要帮助和指引。

所以说,《国家地理》相较于《生活》来说没有呈现出那么激励的矛盾性,是因为前者对殖民主义更容易接受?

对。他们一直对殖民主义视角没有存有疑问,直到二战结束后。我认为在1950年代,这本杂志只是选 择了回避忽视的态度,选择不闻不看。他们并不想了解殖民主义,他们也不想了解民族主义运动,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把两根手指插进耳朵里嘴里大声嚷嚷“啦啦啦啦啦"。

“在Fairfax House 18世纪的起居室内,用于娱乐宾客的纸牌和粘土烟斗,"1956年一篇关于弗吉尼亚州历史的文章中,某段图注写道。作者认为,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历史的某段篇章,每个美国人都该引以为傲并深深牢记。" 图片: courtesy National Geographic;摄影:Robert F. Sisson和Donald McBain

你认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编辑策略还是一种无意识的偏见,或者两者兼有?

我认为是两者的混合。《国家地理》诞生的时候正值美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时,所以这势必会产生一些影响。它诞生于19世纪末,当时美国正在全球打造自己的王国。也是在那段时间里,西欧和北美的白人精英们将世界分成了白人世界和“更深色人种。"所有的外国人种都遭到了种族歧视,而这一现象直到随着冷战到来才逐渐停止。

《国家地理》当时的内容生产者和这个世界的商界、政界精英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国家地理》杂志和它的编辑们会和历任总统、副总统、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国会议员们搞好关系,甚至有时都是亲属关系。

这些人同时也相当有钱。曾长期担任《国家地理》编辑的Gilber Hovey Grosvenor(1899-1954年在任)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的女婿。格拉汉姆·贝尔作为电话的发明者赚得盆满钵盈。另一位长时间的编辑Melville Bell Grosvenor(1957-67年在任)则是上一位Grosvenor的儿子。所以可以说这个家族的人在《国家地理》前前后后呆了不少时间,而这些有钱的精英人士对那样的(白人)世界已经十分习惯了。

在19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国家地理》开始发生了一部分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编辑方面的变化。不过当时的民权运动和去殖民主义运动也终于影响到了《国家地理》。

 

南非的金矿挖掘者在“激烈的部落舞蹈中

南非的金矿挖掘者在“激烈的部落舞蹈中"对“震耳的鼓声深深着迷。"1962年的一期杂志报道。图片: courtesy National Geographic;摄影:Kip Ross

Susan Goldberg提到了两则关于南非的故事,分别是1977年和1962年的一则故事,当时的报道对南非种族隔离只字未提。

1962年的那篇文章从很多角度来说都十分惊人。文章只从南非白人的角度来看待南非,对南非种族隔离没有提出任何批评,而这一政策是之后为世人所熟知的最恶劣、残忍的白人至上主义形式之一。这期杂志是在Sharpeville大屠杀之后出版的。当时,69名参与非暴力和平抗议的群众被警察射杀,并有众多人受伤。那时,也是南非的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成为了全世界焦点新闻的时期。尼尔森·曼德拉成为人尽皆知的人物,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则是非常知名的自由运动。

我仍然情不自禁地将《国家地理》和同时期的《生活》进行比较。《生活》当时有一篇非常强烈的反对种族隔离文章名为《南非及其问题》(South Africa and Its Problem),几乎是由Margaret Bourke-White一人在1950年完成。Bourke-White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记者,但并没有得到她赢得的赞誉。在去到南非后,她被眼前见到的景象所吓到了。我曾读到她在南非之行后写的信件,可以从纸张间感受到她当时汹涌的情感。当时《生活》杂志的编辑们并没有使用那些非常强烈的照片,所以那篇文章显得没有那么愤怒,但Bourke-White的写作仍旧十分饱满激昂,在50年后依旧经久不衰。我的意思是,她写出了当时南非的真相:种族压迫和阶级剥削。这确实是很有意义,几乎是一篇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而在Sharpeville大屠杀发生后,《生活》又进行了两则报道。第一篇文章只是反映了这一起恐怖的事件,使用的是Ian Berry拍摄的震撼的照片,人们在四处逃散寻求生路。一周后,他们又发布了Peter Magubane那张著名的葬礼照片,记录下了几排棺材和一些为死者念诵祷告的英国国教牧师。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不仅仅是《国家地理》反映出了当时的‘视而不见'和既定的白人视角。实际上那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它的同代们都有这个问题。

我有听过和《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进行的采访。他们其中有些人完全同意《国家地理》的运作方式以及对看待世界的方法,你会听到他们讲述如何执行一次拍摄任务,去拍摄一些人们以500年前的方式进行生活的照片。他们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拍摄对象放在永远没有变过的过去。

然而,你也会听到一些《国家地理》的摄影说“天啊,我真是太讨厌这些了。"实际上,我最近听到有个人在谈论1962年的那篇文章。那位摄影师主要是在说那篇文章真是令人羞愧,而其实当时的工作人员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他说,“我们那时年轻,也很翻盘,但是我们的东西是被一个上了年纪的白人在编辑修改"—而且,编辑们都是白人,都是60多岁的老人。

这里就有一种两代人间的代沟冲突,一种内部的冲突。我尝试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国家地理》的企业文化,但重要的是它的内部确实出现过不和谐。

事实上,如果我们寻找的是1970年代出现的变化,那么也能发现一个年代性的变化。在1970年代,杂志有一个新的主编,而那些其他编辑间悄悄涌动的异见则是变化的开端。

你把研究的时间段最终停在1970年代吗?

不,一直到21世纪。

你在一段时间内看到了这本杂志的转变?

我觉得是比较缓慢的,前进一步后退两步的那种变化。70年代时期的杂志显然已经和60年代不同,就像90年代的和现在的也一定不同。

Susan的信件并不是某件事的开端;而是已经发生的所有变化的结果。它对杂志进行了公开地批评,而我觉得《国家地理》本身已经有一段时间进行了私下或秘密地自我批评。

对于杂志来说,接下来的挑战是:你现在要做什么?

译:Elaine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