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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文化事业总监顾仕德看现当代艺术:杜尚在今天仍具先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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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集团文化事业总监顾仕德(Thomas Girst)

宝马集团文化事业总监顾仕德(Thomas Girst)

德国城市特里尔(Trier)是马克思的故乡,同样出身于此的顾仕德(Thomas Girst)有着多重身份:曾在汉堡大学与纽约大学研习过艺术史、美国研究和德国文学等多个专业,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既在高校任教,同时还身为写作者出版过多部著作,更担任宝马集团文化事业总监长达十余年时间。多个头衔加身的他对每个身份都认真对待——在宝马集团任职后,学习艺术出身的他曾每天四点上早班,去到工厂中实际参与汽车装配工作。而在十几年的工作中,他不仅帮助宝马集团执行了多个艺术赞助计划,还为宝马标志性的“艺术车"项目华丽的合作者名单中增加了几个重量级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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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亚洲集中了全球艺术从业者关注的目光。顾仕德也来到亚洲,消化着包括2019年“宝马艺术之旅"入围者公布在内的密集行程。除了以小时为单位不间隔地穿梭于各类活动现场,他还为一些学术活动特别留出时间——3月31日,他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一场名为“艺术之要:解读达达、超现实主义和马塞尔·杜尚的艺术"(Dada, Surrealism, and Marcel Duchamp: The art of confrontation)的讲座。如果此前对他没有了解,你根本不会意识到眼前这个慷慨激昂的主讲人有如此多跨领域的头衔,因为他与你听任何一场学术讲座时遇到的学者别无二致——眼中都闪着对自己专业领域自信且充满热忱的光芒。

顾仕德在中国美术馆的讲座现场

顾仕德在中国美术馆的讲座现场

作为当代艺术领域的资深在场者,顾仕德最为人熟知的著作在艺术市场与管理方向,如《艺术世界的100个秘密》——要知道,他抵京前仍在香港艺术周密集的活动间奔波。而这次讲座从他最近译为中文的著作《杜尚词典》出发,展示的是他作为严肃学者的另外一面——在这里,顾仕德只是一个对于艺术史冷静的凝视者和思考者。

顾仕德著作《艺术世界的100个秘密》书影

顾仕德著作《艺术世界的100个秘密》书影

顾仕德著作《杜尚词典》书影

顾仕德著作《杜尚词典》书影

与战争伴生的达达和超现实主义

20世纪是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伦琴射线、相对论等重大科学发现纷纷问世,人们稳定的乡土生活被以迅猛之势而来的科学和技术改变,在这种环境下,艺术也面临新的问题。摄影术出现之后,艺术在长久以来承担的记录功能失效了,人们不再强调再现和模仿,于是在早期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如印象派)中,画家们开始呈现情绪、试图定格瞬息万变的感觉,艺术开始出现逐渐脱离重现的倾向。

由此,如何面对当下社会飞速的变化成为当时许多艺术流派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从最初在《费加罗报》(Le Figaro)上刊载宣言的未来主义起,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介入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捕捉一些意义来应对现实环境的变化。未来主义者宣称“这个时代的雕塑就是汽车",将设计的概念引入艺术本身。但这个发端于意大利的艺术思潮过分歌颂机械主义,强烈的男权意味也使得它“颇有些法西斯的腔调"。此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

达达的兴起与一战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16年,大批逃离本国的艺术家聚集到瑞士苏黎世,他们深受战争伤痛,迫切希望以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反抗的态度,于是他们在咖啡馆集会,做一些类似行为艺术的行动,以分发宣传资料的形式对外发出自己的宣言,希望将艺术从现有的一切体系和藩篱中解救出来,消弭民族和种族的边界,强调国际化和对社会的介入。

超现实主义则略晚于达达。相较于达达,超现实主义最大的特征则是呈现出与共产主义的相互结合。它萌芽于一战后二战前比较微妙的时段,整个西方世界亟待重建,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现给了深受战争创伤的民众新的希望——超现实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具有变革世界的力量,对未来充满乌托邦式的幻想——这在他们对于梦境的重视中也可以窥见一斑。而共产国际在1932年发表的声明中也将超现实主义称为“唯一合法的艺术",可见二者对于自由革命的需求和向往在当时达成了一致。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

好景不长,二战打响后,达达和超现实主义艺术迅速成为希特勒的眼中钉:德意志第三帝国曾举办过一场关于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展览,但却把它们树立为“反面典型",称其为“腐化堕落的艺术"。为免受政治迫害,艺术家们不得不再次踏上背井离乡的旅程——毕加索的重要作品《格尔尼卡》(Guernica,1937)就是对这段伤痛记忆的记录,更是对不止息的战争无声的控诉:在极度黑暗的社会环境下,再次燃起的希望又被无情的炮火浇灭,艺术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竟如此无力和苍白,人们心中的乌托邦似乎永远无法实现,原来艺术并不能阻止任何一场战争的发生——此前试图介入和改变社会的努力在现在看来却是了无一用。这些作品记录了当时艺术家面对的痛心事实。

颠覆一切的杜尚

因而,一些艺术家从群体的解救中跳脱出来,转而投向个体的思考,杜尚就是这类艺术家的典型代表。经过前面各种宣言之后,他对集体主义的功能持怀疑态度,开始转而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对一切既定观念的打破。在杜尚的艺术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使用各种材料和语言制作的作品,但对既定观念的反叛是贯穿始终的内核——不论是他的女装形象还是现成品挪用,杜尚希望社会和艺术能从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转换出来,不再有从柏拉图《会饮篇》(The Symposium)中就逐渐塑造起的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与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间的对立——世间万物都不应“非此即彼",而“既是又是"或许才是真正的常态。

杜尚,《泉》,1917

杜尚,《泉》,1917

谈及杜尚,大部分人最先想起的肯定是作品《泉》,它因重塑了人们对于“何为艺术"的观念,而被定义为现当代艺术史上具有转型意义的作品。但在顾仕德的研究中,他提出更加先锋的理解:即“艺不艺术"、“什么是艺术"这种问题根本不是杜尚在意的核心,他真正关注的是更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即“艺术家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不是艺术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思想的解放之下,所有的语言、形式、文字都失效了,发挥作用的仅仅是观念——最纯粹的观念。

在顾仕德看来,当下的艺术史学习虽然不得不从线性状态出发,但我们必须保持自我的清醒,不要让思维停滞在这样的线性状态中,因为艺术的发展由人组成,而人的本身才是比我们记住的这些教条、标签、定义更值得去了解的东西。作为当代艺术的深度参与者,他也认为,从达达、超现实主义到杜尚的艺术史发展,能提供给今天的参照意义绝不仅限于当时的时代条件,面对今天高速发展的商业社会,我们同样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即贯穿于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中的“语境":当下,我们获取的的智性内容分为信息性和知识性两个层面,前者容易获得却也容易迷失,后者则需要“持久的专注和蓬勃的好奇心"。而讨论几十年前的这些艺术思潮之于现在的意义,或许就在于长久的观照和自省。

 

文丨Yutong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