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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纽·贝浩登:一个非典型派对男孩、艺术青年的“发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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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主艾曼纽·贝浩登于巴黎,2019年5月20日。图片:JOEL SAGET/AFP/Getty Images

画廊主艾曼纽·贝浩登于巴黎,2019年5月20日。图片:JOEL SAGET/AFP/Getty Images

如今,当人们想起这位巴黎出生的国际化艺术画廊主艾曼纽·贝浩登(Emmanuel Perrotin)时,脑海中会浮现出两个概念:一是KAWS(原名Brian Donnelly,由贝浩登助推的卡通风格的前街头艺术家,他的艺术市场最近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全球性现象);二是派对。事实上,这位典型法国画廊主与艺术界光鲜亮丽的表面之间的联系太过紧密,甚至最近《纽约时报》对他的报道的标题都是“巴黎艺术经纪人把派对带到了纽约",并称贝浩登“对待全球艺术市场就像对待一场巨大的晚宴。"

但你要是坚持到派对结束,稍微了解下他的画廊,此时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出现了:贝浩登是新千禧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经纪人之一。事实上,当艺术世界逐渐从精品化、精英化的企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大众产业,他一直其中是塑造其当代轨迹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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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浩登是为达明恩·赫斯特举办第一场商业展览的经纪人。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通过开放而充满实验精神地与类似气场的品牌联名,将村上隆、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KAWS、JR、丹尼尔·阿尔轩(Daniel Arsham,目前他丹尼尔·阿尔轩的个展“现在在现"正在昊美术馆举行)等人都打造成了艺术明星,将他画廊代理名单上那些勇气十足的艺术家带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贝浩登以为了他的艺术家冒险而闻名,还成功支持了像皮埃尔·苏拉奇(Pierre Soulages)和克劳德·鲁铎(Claude Rutault)(最近的还有Georges Mathieu)这些更老、更传统的法国画家。去年——当他年满50岁时——法国文化部长弗朗索瓦兹·尼森(Françoise Nyssen)为其颁发了艺术与文学勋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他甚至曾经陪同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前往白宫参加国宴。

说了这么多,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很难忘记已深深融入画廊DNA的派对。本周早些时候,我给贝浩登巴黎办公室打电话时,等候的音乐放的是“菲董"Pharrell Williams(画廊重要的好友及合作者)的《Happy》。电话接通后,发现这位艺术经纪人情绪低落,正在哀悼他好朋友——电子音乐传奇人物Philippe “Zdar" Cerboneschi——悲惨的意外死亡,两周前他还在巴塞尔艺术展期间的贝浩登年度派对上当DJ。这是Zdar的最后一场派对。他的画像去年在贝浩登画廊于FIAC的展位上曾经展出过。

这里,在我们与贝浩登的访谈的第一部分,我们讨论了他的企业是如何从一个青少年的业余项目不可思议地成长为一个在亚洲拥有四个空间——香港、首尔、上海和东京——的强大王国的。这也让贝浩登成为了这个新兴地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画廊之一。

KAWS、Daniel Arsham、艾曼纽·贝浩登、Ivan Argote和JR在贝浩登纽约,2017年。图片:© BFA.com

KAWS、Daniel Arsham、艾曼纽·贝浩登、Ivan Argote和JR在贝浩登纽约,2017年。图片:© BFA.com

artnet新闻主编

Andrew Gold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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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廊主

艾曼纽·贝浩登

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你有很多个人照片背景都是你在画廊里举办的聚会,这让你成为艺术界的Steve Rubell(1970年代纽约传奇的54俱乐部创始人)。我认为你是如此有趣的一个人物,派对其实是一个额外不相关的话题——你是一个非常认真和创新的商人。那些派对只是表面。

我很乐意组织精彩的派对——但这并不是我画廊成功的关键。你可以举办最好的派对,但如果你有一个糟糕的项目,如果你给你的艺术家提供不好的建议,如果你没有制作好的画册,你仍然会是一个失败者。我有时会对画廊(在派对)这方面得到的关注度感到震惊。但是,当我组织一场派对的时候,我也很诚恳——这可能与有些不太在乎这方面但又觉得是必须要做的任务的其他品牌有所不同。

好吧,让我们谈谈你企业的实际运作方式——并且,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当你大概有想法要在艺术界工作时,你还是来自巴黎郊区一个中产家庭的青少年。那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17岁的时候,我不太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我尝试组织了音乐会,我为乐队做视频,而且我与时尚界有些关联,因为我晚上会出去跳舞。有些人会妖魔化这种夜生活,但我那时不喝酒,也没有吸毒——这只是我出去工作的方式。我也会去看当代舞蹈、戏剧、电影——我在探索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

我去了巴黎的一个画廊——我这辈子去的第一个艺术画廊——我发现它下午2点才开门。所以我想,“哇,太棒了"——如果我在画廊干活,我可以在白天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仍然可以继续我所有的兼职,找出哪一个最适合我。一个星期后,一个女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名叫Charles Cartwright的瑞典英国混血经纪人,他才23岁,一边上学一边在巴黎经营一家画廊。然后他让我帮他做功课!

我说好,第二天我带着做完的工作回来了,画廊的总监接待了我,是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女士,她说:“哦,你是艾曼纽?Charles告诉过我你的情况,你在这里真是太棒了——拿着钥匙,拿着警报的密码,然后晚上7点把画廊关了。明天回来给我钥匙。"那大概是下午3点,我独自一人留在了画廊里,我就这样开始了工作。第二天她告诉我她需要帮助,并让Charles雇用我。

贝浩登在1989年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画廊,同年贝聿铭的卢浮宫金字塔亮相。图片:EricBOUVET/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贝浩登在1989年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画廊,同年贝聿铭的卢浮宫金字塔亮相。图片:EricBOUVET/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这是你的重大突破,从那时起事情就进展得非常快,你最后在21岁时在公寓的起居室开起了自己的画廊。这次对你来说是什么感受?

我非常幸运,Charles Cartwright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术经纪人。我当时工作的画廊正在做阿里杰罗·波堤(Alighiero Boetti)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的个展,我们的群展里有巴斯奎亚(Basquiat)——他当时的售价是10000美元。我帮助乔治·康多(George Condo)在巴黎找了一套公寓。让我再告诉你一个浪漫的故事:有一天,我在从巴黎到威尼斯的一趟夜间列车上,在餐车遇到一位年轻女士,她说,“你不记得我,但是我在你18岁时见过你。我的父亲告诉我,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经纪人。“"你父亲是哪位?"她回答说,"阿里杰罗·波堤。“你知道他还告诉了谁吗?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策展人Hans Ulrich Obrist,人称“小汉斯"),当时我还不认识他。

在画廊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就明白艺术界是适合我的地方。你会处在每一种艺术活动的前沿。视频很接近电影,行为艺术很接近戏剧,苏菲·卡尔(Sophie Calle)很接近文学。我也很接近时尚,因为我会让像Hedi Slimane这样的设计师用我的公寓画廊作为陈列室,用来交换衣服——这就是我得到衣服的办法。因此,你不用决定要追求的目标。你和所有的一切都联系在一起。

有趣的是,你的画廊早期取得的成功有很大部分都来自于你喜欢每晚外出的习惯,同时保持相对直接,以及保持谨慎和敏锐。说你从来没有真正喝多少酒,这是真的吗?

我时不时地会喝一点,但我醉得很快,所以我不常这么做。我年轻的时候,我周围有许多酗酒和吸毒的聪明人,我看到他们有很多问题,所以我总是远离那些东西。相信我——当你和想找酒喝的艺术家们一起玩的时候,这会使你的艺术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后来,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更好的,因为他们很高兴你能管理好工作上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想享受艺术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幸运没有钱去做那些——我必须一直工作。当我35年前开始我的事业时,很多艺术评论家和画廊主都来自富有的家庭,说实话,不来自上层社会家族的人,包括艺术家,都很难成为艺术界的一员。

这仍然很难。

情况在变好,因为互联网为降低艺术界的门槛帮了很大的忙。当我刚开始工作时,这真的,真的非常难。你要记得,那时候甚至发送一场展览的图像——我们是用幻灯片做的——都要花上一大笔钱。而我会在信封里再附上一张邮票,这样他们会把我的幻灯片寄回来。现在,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知道你有才华,要容易多了。

那时你是如何做到摆平所有这些费用的?

我在画廊工作的同时,做了很多其他工作,而且我的生活非常节俭。

有些什么其他工作?

我帮助其他经纪人在巴黎寻找画廊空间,以换取一个月的租金。周末,我在我父母住的城市从市政厅发信到每个邮箱。18岁的时候,我开始做一些软件编程,为其他画廊的艺术家制作作品画册。

你是如何学习软件编程的?

从15岁开始,我就开始为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做数据输入,制作一些互动幻灯片——这些还非常原始,但当时对人们来说很了不起。然后,我开始编写艺术家作品画册,后来我创建了自己的程序来管理画库,用的是第一代Filemaker。现在,我们在画廊里有10名程序员在做这件事。

 

达明恩·赫斯特在贝浩登的起居室的第一场展览,1991。图片:courtesy of Perrotin Gallery

达明恩·赫斯特在贝浩登的起居室的第一场展览,1991。图片:courtesy of Perrotin Gallery

达明恩·赫斯特说你给了他第一次商业展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展览里有什么?

有艺术家介绍我认识了伦敦的两位年轻的艺术经纪人,Carl Freedman和Billee Sellman。我通过他们认识了达明恩。那场个展是一个尸检室,里面有手术刀、甲醛和自杀死亡者的照片,包括自己对自己开枪的人。我每天晚上都必须从壁橱里拉出我的床,所以我就在尸检室中间睡觉。这场展览自此被收录在每本关于达明恩的书中。我们那时以非常合理的价格出售作品,然后六个月后——就是这么快——他开始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艺术明星。

对我来说一切都太快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经纪人,最好是坚持很多年依然没有成功,就像我推广卡特兰和村上隆的那样,这样能够表明你是多么专注、多么愿意冒风险。但是,当你有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在你开始与他们合作六个月后就成为一名国际巨星时,你就成了艺术家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小的故事。从很多方面来说,我真的是与达明恩这段短暂关系中的受益者,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朋友。

但那时候,我充满野心地同意做这场展,特别是考虑到我自己的弟弟在此之前六七年就是死于自杀。我不得不告诉我的父母,“不要来看这场展览。"但我父亲还是来了——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他来——一位年长的经纪人向我父亲自我介绍后告诉他,“哦,可怜的孩子,我认为他这场展卖不出去任何东西。"但我没关系。

在某个时候你遇到了莫瑞吉奥·卡特兰。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去了米兰的一场开幕,我遇到了一个充满能量的男人,我决定给他做一场展览。他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兴趣——每一件作品都与其他作品截然不同。这一定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关键时刻之一。

是他的个性力量吸引了你吗?

是的,他的个性和他向我描述的艺术。那个时候,一个艺术家靠口述——你知道的,讲故事——能得到更多的反馈。因为这是在iPhone发明以前。我能够在没有一张照片的情况下聊几个小时毛里齐奥的作品,只是用故事就能让人们兴奋不已。

后来你在横滨的一个艺博会上认识了村上隆。为什么那么远去横滨参加艺博会?

这就是你没有钱的时候会做的事。一个名为SCAI the Bathhouse的画廊的老板白石正美,看好我的工作,并在一场艺博会上免费给了我一个展位。所以,我住在横滨一个非常糟糕的街区,而且我所有艺术品都是用行李箱装过来的,如果我想吃口饭,还带了书籍、T恤和其他商品可以卖。我那时展出的是毛里齐奥和达明恩。现在我回过头来看,我冒所有这些风险真是太疯狂了——如果我哪场展没卖出东西,我就破产了。但是我发现了许多艺术家,并最终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画廊之一(笑),因为多年来我展示了许多日本艺术家。

那么,当时村上隆走到了你的展位?

他很兴奋,因为我卖的东西不贵。我们交换了传真号码,然后我用英语给他发了三个问题,他发回了11页漫画作为答案。

 

艺术家村上隆和画廊主艾曼纽·贝浩登参加第40届FIAC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开幕式。图片:by Bertrand Rindoff Petroff/Getty Images

艺术家村上隆和画廊主艾曼纽·贝浩登参加第40届FIAC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开幕式。图片:by Bertrand Rindoff Petroff/Getty Images

快进到2007年,当时村上隆和路易威登艺术总监马克·雅各布(Marc Jacobs)做了著名的联名合作项目。这给艺术界带来了震撼——人们无法相信艺术家会做如此公然商业化的事情——而这场联名的受欢迎程度甚至帮助重新定义了艺术家可以怎样与普通大众互动的规则。你在这次合作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一开始并没有参与。路易威登总是在项目发布之前将一切都保密。我们不知道这会彻底改变人们认识联名的方式。在那时候这是很不寻常的。我开始鼓励与时尚合作,为了将当代艺术在法国更有存在感,因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那么感兴趣。但就在上周,我们让Daniel Arsham与Dior达成了重要的合作。有些艺术家绝对不适合这种项目,但对于有的艺术家来说,这简直太棒了。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做出选择——这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由于90年代“出卖灵魂"(selling out)的概念还阴魂不散,艺术与时尚合作仍然存在一种耻辱感。

对于与时尚杂志合作的艺术家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妥协。而且,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看,现在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你可以在时尚杂志上做到比在艺术杂志上更有创意。"所以,他们一步一步地改变了主意,决定他们宁愿上《Dazed and Confused》,也不愿意只是再接受艺术杂志的一篇采访,他们会给你一篇小文章,但时尚杂志会给你一篇大的。

一年后的2008年,赫斯特和村上隆都经历了一场令人惊讶的转变,两人都创造了空前的曝光度和商业上的成功——赫斯特的苏富比拍卖会,以及村上隆在他的路易威登联名合作和MOCA展览之后,在苏富比纽约以创纪录的1500万美元售出《我的寂寞牛仔》(Lonesome Cowboy)——这似乎打开了一个穿越时空的黑洞,进入了一个充满可能性和不同准则的新宇宙。他们穿过了那个黑洞,然后从那时起,艺术界的其他人逐渐开始追随他们。如何解释这一切?

“2008至2009学年"是我生命中最糟糕却又最好的一年。最糟糕的是,因为当我突然卖出了大量作品时,紧接着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我几乎破产。人们告诉我,如果我想生存,就得减小画廊规模。我决定做相反的事情。我说,“好吧,现在每个人都非常保守,所以这是我们冒风险的时刻。"所以,我们就靠巴塞尔艺术展上一件村上隆和Pharrell Williams的合作作品在《纽约时报》拿下了半页报道。也正是那时,我们真的开始尝试一些新东西,并且把画廊带到了全新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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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期待我们与贝浩登访谈的第二部分。

文|Andrew Goldstein

译|Zini Zhao